当汪康年对《时务报》进行调整的时候,梁启超请假回广东省亲。在省亲期间,梁启超继续履行主笔职责,不时为《时务报》提供稿件。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由于《时务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广东康广仁、何穗田等计划仿照《时务报》的体例在澳门创办一旬刊,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名气,取名为《广时务报》,又告诉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启超为新刊物的主笔,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34)。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对《广时务报》作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强调之所以取名“广时务报”主要是基于两个意思,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梁启超建议汪康年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也”(35)。 对于梁启超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反对,《时务报》第十五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基本上是梁启超对汪康年报告的那些内容,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称对于近事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广时务报公启》的刊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吴德潚、邹代钧、吴樵等群起反对,吴德潚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似乎可以兼领,但必须坐镇上海(36)。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甚至对于“广时务报”之名,吴樵也建议更改报名,不要造成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37) 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38) 邹代钧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39),他建议汪康年务必说服梁启超放弃这一想法。 反对《广时务报》与《时务报》发生联系,本是出于对《时务报》的爱护,他们的共同担心是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广时务报》放言高论,虽然能够起到与《时务报》遥相呼应的效果,但总有一天会将《时务报》托下水。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各地的维新报刊各自另立门面,暗通消息,以成鼎足之势,而不必在表面上连为一体,以免一损俱损(40)。应该说,这一主张是有理有利的。然而或许是由于沟通不够,或许是汪康年的解释对梁启超来说太缺乏说服力,《广时务报》虽在后来改名为《知新报》,梁启超也只兼任一般的撰稿人,但梁对汪的误解却由此而加深(41)。 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 韩云台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而馆中的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他收到梁启超的信后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的职务,而改任总董,驻沪照支薪水,任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42)。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获得黄的同情而已,而黄致汪的信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然不太满意于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要汪辞去总理职务的境地,《时务报》馆的总理在当时非汪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43)。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地排挤自己,他复函黄遵宪进行反驳(44),“深衔”黄氏,“日日向同人诋排之,且遍腾书各省同志,攻击无所不至。”黄、汪、梁的矛盾逐步公开化。 其实,黄遵宪提议中不便明说的理由主要是他感到汪康年应酬太繁,不能兼办馆中全部事务,故而希望汪氏让出报馆的实际位置,而利用自己的所长负责馆外联络应酬。而汪康年的办事宗旨也确实为黄遵宪留下了这些把柄,汪氏素来认为“必须吃花酒乃能广通声气,故每日常有半日在应酬中,一面吃酒,一面办事。”这种办事风格显然与具有外国生活经历的黄遵宪格格不入。 黄、汪、梁几近公开的矛盾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极为不利,他们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潚、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45)。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有其合理成分在。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此后当“誓灭意见”,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46)。 三、乘虚据为己有 或许由于梁启超的大度,使梁、汪之间的冲突得以消解。然而这种消解并没有维持很久,他们之间却又因其他方面的问题再次冲突。梁启超在此后所发表的文章中,一反《时务报》创办之初的承诺,而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以及创立孔教等主张,在时务报馆中的同门甚至以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如此狂妄的说法当然激怒了也在时务报馆主笔政的古文经学干将章太炎的恼怒,章太炎借酒壮胆,大骂康有为为“教匪”,并与康门弟子发生极不雅观的肢体冲突(47)。 章太炎是汪康年的浙江同乡,康门弟子与章太炎大打出手以及章太炎因此愤而辞职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外间纷传《时务报》馆“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48),将报馆内部组成无形中划分出浙、粤两系人马的界限,这势必增加两系人马的首领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相互猜疑。 当是时,吴德潚方署钱塘县令,计划在杭州西湖赁一屋,购书数千金,并聘请英、法教员各一人,邀请梁启超前往(49)。吴德潚的邀请对“数月以来,益困人事”的梁启超很有吸引力,他决意离开时务报馆,隐居西湖静心读书(50)。谭嗣同对梁启超西湖读书计划表示赞成,以为有助于缓解《时务报》的内部矛盾(51)。 梁启超隐居西湖读书的计划并未成为现实。1897年8月, 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路过上海的时候,与汪康年等人面谈,再次提出设立《时务报》董事会的建议,梁启超赞成黄的建议,并劝说汪赞成,寻求一致(52)。而汪康年对黄的建议根本不予考虑,寸步不让,他甚至对梁启超说:“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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