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的本意说，他一直感觉到梁启超自被光绪皇帝召见后仅仅获得一个六品的译书局主管的职务实在有点冤枉，他也曾多次想方设法改善梁启超的地位，无奈他们作为政治新锐受到官场各方面的制约，康、梁等人的所有努力都没有获得成功。懊丧之余，梁启超多次想过离开京城南下继续办报的出路，他似乎通过自己能力的重新评估，觉得自己在舆论宣传方面可能更擅长一些。另一方面，梁启超执意要拿回《时务报》还与他和汪康年之间的矛盾日趋恶化有关。随着梁启超前往湖南尤其是追随康有为来到京师从事政治活动之后，汪康年与梁启超之间的关系基本结束，梁启超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也就无从说起。为了挽回他对《时务报》的影响力，似乎也为了弥补他那个六品卿衔的不足，他借助于政府的压力试图迫使汪康年屈服。梁启超的这些想法曾向康有为表示过，康有为也曾托人致信汪康年，劝说汪将《时务报》总经理一职让给梁启超，并称梁启超“新蒙宠眷”，如果由梁接任总经理，可令《时务报》“声价跃起”，重现辉煌。
    当康有为推荐梁启超的建议不被接受反而任命他自己接管《时务报》之后，康有为只好将计就计，赶忙致电汪康年：“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期待接手之后再作打算。随后再致函表达自己不得不接受主持官报局的无奈心情，希望汪康年在移交的过渡期能够很好地配合。
    无奈汪康年根本不吃康有为这一套，他从纯商业立场回敬康有为，称我汪康年为《时务报》的创办人，梁启超原为我所聘用的主笔，梁今天的名声都是“藉吾报以得荣显，何遽欲反客为主？”（70） 所以，从这种种迹象看， 康有为改《时务报》为官报并请清廷委派梁启超兼职主持的建议，与其说是康有为本人的建议，毋宁说正是梁启超所期待的，或者干脆就是梁启超的建议与想法。
    不料，孙家鼐的智慧打破了康、梁的梦想，而孙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反建议，也实在是出于康有为在官场上不太遵守游戏规则、人际关系急剧恶化的考虑。在大学堂的人事布局问题上，康、梁主导的大学堂章程明显地侵犯了作为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利益，孙家鼐的反建议说明孙家鼐从内心已对康有为彻底失望，他似乎不愿意再见到康有为。
    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孙家鼐找准机会就打压康有为也不是个人恩怨的孤立事件，事实上孙的做法在中央政府的层面也有许多支持者和叫好者，他们出于对康有为的厌恶，借助于孙家鼐之手去铲除康有为这个政治场上的“另类”，这可能也是孙家鼐反建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康有为在获得光绪皇帝的召见后格外猖狂，他似乎以为在光绪皇帝的主导下一切都会按照他的设计去做。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康有为不知收敛，“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71），树敌太多而又不自知，积怨甚深而又自以为是守旧势力太大，四面出击，大包大揽，以小小工部主事的身份不断与朝中重臣、权臣发生冲突，那么不管你有多大的能力与抱负，政治场的游戏规则都是希望你出局。
    孙家鼐调康有为督办官报局的反建议确实促成了康有为陷入“陷人自陷”的困境（72），但孙的建议根本不提官报局的经费问题也委实欺人太甚，为康有为的反击留有足够的余地。7月31日，康有为向清廷呈递《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 表示接受督办官办的委任，但提出比较苛刻的经济资助条件，并提出依旧例用类似于公款订阅的方式加以通融，将皮球又踢到了孙家鼐的一边。
    开办费及各项经费问题对孙家鼐来说根本不构成问题，倒是康有为派人与上海汪康年方面的交接并不顺利。事实上，当康、梁挟政府之力欲强行接收《时务报》的时候，尤其是康有为草拟的奏折中提出将各地创办的民间报纸逐步收归官办的消息传出之后，南北舆论界对康、梁的做法基本上都不以为然，都觉得康、梁的做法实在过分。即便相当同情康、梁的维新阵营中的人物如张元济、叶瀚等，对于康、梁的做法也无法苟同，对于《时务报》的未来深表忧虑，对维新阵营“同气之残”深感痛心。被动的汪康年首先在道义上赢得了舆论的同情。
    其实，从汪康年方面来说，他不仅对康、梁改《时务报》为官报的活动与用心了如指掌，而且对于《时务报》实际上也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正欲放弃而不得机会，康、梁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正迎合了汪康年的内在心情，不过出于调侃，出于对康、梁的戏弄，汪康年不愿将《时务报》和平地拱手相让，他想尽办法羞辱、收拾康、梁。
    光绪皇帝将改《时务报》为官报的奏折批给孙家鼐处理的第二天，汪大燮即从京城致函汪康年报告了这一消息，并称张謇等人对康、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建议汪大燮去找孙家鼐申诉商报改官报的条件与委屈，但汪大燮自认为孙“无肩”，没有担当，如果将这一切都向孙家鼐说明，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他建议汪康年要抓紧将《时务报》一切往来账目及档案尽快清理出来，“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73） 由此不难想见汪康年等人面对《时务报》改官报这一契机的微妙心情。
    汪康年已对日趋没落的《时务报》不感兴趣，但由于有各方面的道义支持，使他觉得有必要与康、梁斗争一番以回报各方面的支持。他利用自己各方面的管道从容布置，先是建议此时对康、梁已甚为反感的张之洞出面奏请清廷将《时务报》改为《时务杂志》继续出版。张之洞原则上接受了汪康年的这个建议，但对改名为《时务杂志》的名称则不太满意，他授意改“时务”二字为“昌言”，以符合光绪皇帝上谕中“从实昌言”的涵义，并同意委派其幕中重要人物梁鼎芬出任《昌言报》总理，协助汪康年将《时务报》改版，以《昌言报》的名义继续出版，而将《时务报》的空名留待康有为来接收。有了张之洞的支持与授意，汪康年从容不迫地应对康、梁的紧逼，不慌不忙地将《时务报》馆门额及《时务报》的报头均改为“昌言”二字，并在上海《申报》及天津《国闻报》连续刊登《告白》，声明“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74），现在尊奉上谕，将《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继续出版，原《时务报》名则留给钦差督办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