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黄遵宪的支持，汪康年筹办新报的进展迅速加快。1896年4月， 汪康年连电催促正在京城的梁启超南下，参与筹办具体事务（11）。梁启超对汪康年在上海筹办新报的事情早有所闻（12），他在收到汪的电报后，稍做准备就离开了北京。
    梁启超到了上海之后，因汪康年的介绍与黄遵宪相识，在他们三人共同策划下，就办报宗旨、体例、内容等基本上达成共识（13）。按照黄遵宪的设想，新创办的这份杂志的管理体制应该借鉴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的思想，实行议政与行政的分离，选举一个比较超然的董事会负责制定章程和制度。
    办报的基本方针定下来之后，《时务报》的名称也随之确定。他们以汪康年、梁启超、黄遵宪、吴德潚、邹代钧五人名义印制《公启》两千张分送各处同志，此《公启》有30条，为梁启超初拟草稿，由黄遵宪“大加改定”，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时务报》的创办宗旨，详细介绍了《时务报》招股集资的方法与方式。其中办事条规第九条规定：“本报除住馆办事各人外，另举总董四人，所有办事条规，应由总董议定，交馆中照行。”（14） 显然，《时务报》创办同仁均接受了黄遵宪的制度设计。只是由于创办期的时间仓促，他们并没有就这一动议详加讨论，更没有考虑立即实行，这为后来的纷争留下了种子。
    《公启》的发布获得了各地同志的响应，各地认捐的消息不断传来（15），而原本不太支持汪康年在上海办报的张之洞，也同意将原上海强学会人余款转给汪康年作为办报经费。
    《时务报》最值得看的、也是当时之所以风靡一时的，还是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从第一册开始直到他离开《时务报》止，几乎每一期都有他那议论新颖、文字通俗、笔头常带感情的文章。在《时务报》第一册上，署名为梁启超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篇为从第二册开始连载的《变法通议》之自序。前一篇相当于《时务报》的发刊宣言，主要列举西方近代国家报纸的发达与政治进步的互动关系，期待通过办报营造中国社会上下不隔的正常秩序；后一篇所序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所可能涉及到的问题都有所论述，这些观点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起到过重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北京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端、王鹏运等对编排及内容都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劝告汪康年、梁启超等要谨慎从事，不要有意去触犯朝廷的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16），以免出征未捷而身先死，再蹈强学会的覆辙。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称看了《时务报》第一期，确实感到梁启超真的是“旷世奇才”，并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办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17）。邹代钧也从湖南致函告诉汪康年，他已经收到的一百份已经散发完毕，现在向他索要《时务报》的人很多，嘱汪康年尽快补寄（18）。至第二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七百册（19），还不包括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在湖北，黄绍箕致函汪康年称赞《时务报》“至美至美”（20），张之洞的幕僚叶瀚致函汪康年称梁启超“大才抒张”，为不可多得的办报天才（21）。郑孝胥在南京致函汪康年，称“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慨。”（22） 正在“重庆舟中”的吴樵“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我辈亦当互相称庆。”（23） 总之，《时务报》的出版，在全国各地都获得了良好反映，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销行万余份，为中国有报馆以来所未有之盛况。
    《时务报》的畅销，无疑是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否认的是，汪康年的经营及其与各方面的疏通交流也起到了极端重要的作用，而黄遵宪多年来积累的人事资源也为《时务报》在南北各地的推广以及劝捐、招聘东西文翻译人才等都起到过重要作用（24）。《时务报》走上正轨后，黄遵宪奉调离沪，馆中日常事务由汪康年打理，然重大决策均向黄请示（25）。
    二、裂痕初现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给当时中国一度沉闷的政治格局中注入一股清新的信息，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创办《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后，也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到湖北一游，称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500元（26）。 张之洞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称该报“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7）
    张之洞的支持是真诚的，但张之洞的身份毕竟不同于汪康年、梁启超等人，他对《时务报》的支持是因为《时务报》的言论合乎官方政策和他的主张，而一旦《时务报》的言论不再合乎官方政策和他的主张，再指望张之洞继续支持《时务报》显然也不太现实。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时务报》的通知下发不久，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他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中批评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创建的“自强军”用高薪聘用洋人似乎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这自然引起张之洞的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不再“公费订阅”《时务报》，另一方面考虑另外创办一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28）。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对此并不太在意。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之《论科举》中对倭仁之反对西学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第十册之《论学会》中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及其首领纪晓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为正是以纪昀为首的汉学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学术团体的正常发展。这无疑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时任张之洞幕僚的纪昀五世孙纪钜维“大怒”不已，张之洞看了之后也甚为不满，张授意其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29）。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当他看到梁因《时务报》而名誉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还要激进。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又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30）。
    汪康年的想法或许是要建立自己报人及政论家的形象，不料他这些激进的看法发表之后，立即引来张之洞一系列的批评与反驳，叶瀚、梁鼎芬等纷纷致函汪康年，劝他少发表这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伟论”（31），“万万不可动笔”（32），做好自己的报馆经理就行了。在长沙的邹代钧也致函汪康年，劝其不必撰写文章（33）。
    张之洞的不满及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为了使《时务报》能够生存下去，汪开始注意调整《时务报》的言论，对一些偏激的言论稍有矫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汉方面的告诫，更加注意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