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立场，战斗的民主与科学主张和对传统的批判态度，不仅在当时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影响与思想的先锋意义，而且为后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条件下继承这份精神遗产留下了相当广阔的思想空间。多年来，人们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总结时，常常会就它的不同侧面标示其价值。比如，可以就其激进民主主义立场，把它定义为激进民主主义；也可以就其民主与科学主张，把它定义为民主与科学思潮；还可以就其批判传统的态度，认定其具有反传统主义的性质。笔者这里强调的是，有一种学术见解把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定义为全盘反传统主义，这是不正确的。
    全盘反传统主义是美籍学者林毓生教授提出来的定义。他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中，一个显著而奇特的事是：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与态度之出现与持续。近代中国的反传统思想，肇始于一八九○年中国社会中第一代新知识分子的兴起。但是，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架构崩溃之前，亦即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人一直认为传统是一个混合体而不是一个化合体--其中包含多种不同的成分与不同的发展倾向；而这些不同成分与不同倾向是彼此不能相融的。是时，传统尚未解体，所以尚未产生以传统为一完整有机体的概念。当时对传统的反抗者，虽然甚为激烈，但他们的攻击是指向传统中特定的点、面。可是，崛起于五四早期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中对传统做全盘彻底的反抗者，却把传统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看成了一个整合的有机体--他们认为真正属于中国传统的各个部分（那些世界各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所共有的公分母不在此列）都具有整个传统的基本特征，而这个传统的基本特性是陈腐而邪恶的。因此，中国传统被视为每个成分都具有传统特性的、应该全部摒弃的整合体或有机体。这种彻底的全盘否定论自然可称作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注：《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兼论五四精神、五四目标与五四思想》，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0页。）
    首先应当肯定，林毓生教授提出上述命题的时候，正面临一个非常迫切、深刻的现实基设。他说：“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护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又生机的传统……从本书所提出的分析的观点来看，人们知道，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当前最大的课题，也是本书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出这个目标，并试着探讨其进行步骤的主因。”
    林毓生教授提出的这个课题，是五四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所寄予的历史嘱咐。创造一种滋养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丰富而有生机的文化传统，也许远比获得某种经济的成就，远比引进某种时鲜的思想，甚至远比建立某种更为完善的制度困难得多。不止五四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今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不可能很快完成这个任务。林毓生教授对中国近代的激烈反传统主义的检讨，服务于这个整体的文化使命，其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负责精神和思想的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里的问题是，五四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所揭示的问题，是否可以仅仅在五四的历史范围内寻找答案？换句话说，五四以后，甚至当代中国才得到日益强化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义在范畴、内容和性质方面是否完全相同？再易言之，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其他五四人物后来身体力行的反传统主义的立场、方法和社会后果，与五四精神领袖例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当年所提倡的反传统主义是否完全相同？
    应当承认，在讨论上述问题的时候，假如五四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允许出现不止一种看法，那么林毓生教授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定义就有商榷的余地。
    有什么理由说林毓生教授关于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定义是不正确的呢？
    第一，所谓全盘性的传统理论上不能成立。在讨论反传统主义之先，首先要讨论什么叫传统，或者说传统是什么？笔者认为，传统就是由一定客观环境和经历所锻炼而养成的某种比较确定而持久的规范。就人们的思想和文化传承而言，传统体现为一种决定人们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的综合性的精神定势，它会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表现出来，指导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一般说来，传统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它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结晶。人们的社会活动是无限丰富的，它的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方向上的不断延伸，都会形成某种传统。某种社会制度会形成一种体制性传统；某种政治设计或学术风格与流派，会形成一种政治的、思想的或学术的传统；某种社会时尚、交际方式、礼节仪规会形成一种社会风俗的传统；甚至某种文体，也可以形成一种文学形式或体裁的传统。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承认传统的多样性。传统的多样性不仅指我们面临多种传统，比如，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儒家的传统、道教的传统、佛教的传统、五四民主与科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等等，而且某一种传统还可能包括不同的延伸方向，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就形成了努力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传统和左倾机会主义教条化的错误传统这样两种传统。因此，那种所谓凝结中国文化、社会与政治为一体的类似整合体或有机体的传统并不存在。
    第二，所谓全盘性反传统理论上也不成立。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起因，是民初时期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复古倒退运动，也就是说，五四时期出现的这场文化批判运动，是对袁世凯政权的政治批判，它本质上不单是一场文化运动。这就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如果脱离民初时期的政治实际，而把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看成一种单纯的思想运动，那就不仅降低了这一批判的政治意义，而且无法说明这一批判的真实的思想动因。其次，袁世凯政权为了实现复辟帝制的目的，别有用心地全盘肯定传统忠孝节义观念，将其钦定为中国文化独一无二的、亘古不变的“立国精神”、“民族特性”，这样，袁世凯一伙就把传统文化中某些特定的内容加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化，从而在这场新旧斗争中造成了特定的文化焦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宗法社会伦理道德的批判，正是这个焦点的反映。就对待传统的态度而言，文化革新主义者所憎恶和反对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某些特定的点和面，而不是什么整合体或有机体的传统全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