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五四”新文化在其孕育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因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近代变动，以及中西文化相互激荡，历史地形成其相应时代特征，并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近现代转换。
    近代中国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介绍和传播西学。西学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很大挑战，文化优势日渐式微，以至社会价值观念混乱，价值空缺，人群纷纷扰扰，国家动荡不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先进分子发动文化革命，倡导新文化，呼吁法兰西文明，就是要借西方的文化思想，来重建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因此，一时西方文化大举输入和引进，各种主义纷至沓来，造成文化多元并存之局。这既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又有西方近现代的各种流派文化。单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包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公有制社会主义，列宁布尔什维克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考茨基伯恩施坦修正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蒲鲁东无政府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互助社会主义，武者小路新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多元文化并存，就免不了相互诘难，排拒角力。于是就出现了百子诸家争鸣齐放的五四新文化景观，一改中国传统文化中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本特征的“大一统”之历史文化格局。这既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变迁，又呈现着中西文化共时性。而要使得这种景观长期持留的保障条件是一定的法制规范和可贵的包容精神。五四时期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这种精神的积极倡导者。
    包容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前提，但包容并不是为了保护落后，包容是为了竞争，使进步的文化思想得到张扬，腐朽没落的文化思想遭受淘汰，以至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五四”新文化就是循着多元、包容、竞争、转型而走向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文化丰富与发展中得以扶植并逐步传播开来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文化作用的封闭和排异的状态下形成的，而且表现出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思维方式而言，自儒家思想确立其在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后，经学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态势。儒家经传被奉为正宗，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允许人们“诡其新见，异比前儒”。而五四新文化则是在反传统与西方文化传播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既要“破”，又要“立”，但“不破不立”。新文化运动以思想革新为基调，却是要以“革故”为前提的，“革故才能更新”。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卷一。）这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法，它在新文化起源与产生上就已赋予了“五四”新文化批判的意识与精神。
    “五四”新文化的反传统内容与精神作为思想启蒙，与改造中国问题相联系，不仅使中国的文化秩序，而且也使中国的政治秩序，以至整个社会秩序发生震荡，推动中国的社会近现代变革趋向深入，但“五四”新文化在其初期关于批判与继承的问题上，带有民族虚无主义的浓厚色彩，观察处理问题持形而上学、形式主义方法，不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注：陈独秀：《答佩剑青年》。），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而且主张“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对儒家简单否定，“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注：《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831-832页。）其实，儒家蕴含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但总体看来，“五四”新文化也不是全面反传统。李大钊就曾指出，“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注：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以“三纲”为代表的封建旧道德，反对思想学术专制，是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根本意义所在，旨在为新思想、新学说的勃兴与发展创造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舆论氛围。可以这样说，反传统的文化含义并非文化断裂，而是文化革新之需。
    在“五四”新文化中，新旧学相消长，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相争鸣，不仅引起思想的解放，更促动思想的变革，其变革的动力来自于物质变动。李大钊明确指出，“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将随社会的变革而必然发生变革”（注：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二卷二号。）。陈独秀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认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注：陈独秀：《一九一六》，《新青年》七卷五号。）就这一变革的具体途径，钱玄同认为，“前此闭关时代，苦于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知识，以与本国参照。”并强调说，“其实欲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不当从消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知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阙，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注：《钱玄同日记》第16册，1917年1月20日。）由此看来， “五四”新文化的产生即导源于社会变革和中西文化间的矛盾运动，只要社会在变革，“五四”新文化就不会固守城池，相反，会从社会变革中汲取动力而发展。
    从“五四”新文化的历史内容看，更具历史性意义的发展表现在世界观的演进。在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较多地持进化历史观。李大钊曾说，“天演之迸，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国于天地，莫或可逃，莫或能抗者。”（注：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民彝》创刊号。）进化是客观实在的，却又是可以认知的。胡适认为，“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注：胡适：《〈科学人生观〉序》。）儒家纲常名教概莫能外，“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注：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一卷一号。）新文化运动初期进化观虽占主导地位，但一些先进分子的的思想已不自觉地带有唯物史观色彩。陈独秀在早期分析社会道德时曾提出“改良社会经济制度，”（注：《答程师葛》，《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并以此改良社会道德。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步传播，唯物史观渐成为新文化运动建构新的社会文化价值的理论依据。但由于唯物史观被介绍和传播的针对性在于冲破、摒弃传统的神秘主义历史观，而不主要在于对唯物史观思想体系的完整理解，人们对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偏重于“唯物”的一面，对于“辩证”的一面未能给予足够重视。尽管如此，唯物史观的传播却为此后新民主主义文化以至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建设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它推动中国人现代意识的觉醒，使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不仅表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的启蒙与解放，而且反映在更高的层面，即人自身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