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和创造者。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救亡图存，他们追求民主政治，不仅介绍与传播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而且从各自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利益出发，提出了相应的社会改革方案，或维新或革命，为新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社会政治条件和思想资料。至发起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推动文化变革的同时，也以新文化塑造了自身。
    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中讴歌新生力量和青春，鼓舞青年乐观进取。在新文化的初期，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虽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所体现出的这种民主主义革新、进取的意识，却是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与阶级基础达到一定程度的条件下跨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精神动力。
    “青春中华”表达出现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和目标指向，现代知识分子也以青春的思想、青春的活力和青春的形象走上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舞台。新文化运动演变发展为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正是由“青春之我”所推动的。这一政治发展进程以“青春”贯之，充分表现了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性，从中现代知识分子展现出乐观进取的政治人格。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变革的一种历史必然。也以此为开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爱国、进步，并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在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斗争中立于时代潮头，融入于人民大众之中，历史地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变革与发展。
    “五四”新文化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形成与发展的。国粹派如章太炎、刘师培、邓实（注：邓实著有《国学真论》、《国学微论》、《国学无用辨》，分别载于《国粹学报》第1年第1期、第2期、第 3年第6期。）等，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提出“保种、爱国、存学”，呼吁重视对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保护，“酌本邦之国体、民情为根据而立论”；以胡适、丁文江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主张用改良的方法。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则主张阶级斗争和用革命的手段。后二者作为新文化的主流派，在对专制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上态度是一致的，但在“问题与主义”、“科学与玄学”等的论战中发生分化，从此，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三足鼎立、多种流派纷呈的历史文化格局。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各派力量相消长及其思想相争鸣，影响着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发挥了文化对于政治的作用力。但他们所处地位是有差别的，不仅有质的差别，起阻碍或推动作用，而且有量的不同。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作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逐步上升为主导地位，尽管道路曲折复杂，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从其产生起便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动力。
    “五四”新文化中包含有众多中国人寻求社会改造的思想主张和具体方案。其中，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的是一个“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他们提出了一个“训练过程”的方案，也就是实现“破坏的训练”和“建设的训练”，进行“平和的经济革命”。这在当时虽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却由于缺乏现实性而归于空想。无政府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思想认识的实质上没有差别，他们主要以无政府共产主义为理论依据，认为要在“废除资本制度同时即废去国家”，并指出“人类道德之不良，由于社会之恶劣，社会之恶劣，由于政府。”（注：刘师复：《无政府主义浅论》，《师复文存》。）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在人们仍处于封建主义的严重束缚之下时是具有思想启蒙价值的，但却是不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注重理想的实现，张东荪曾主张首先发展实业和教育，其中实业通过所谓的‘协社’和资本主义发展。（注：张东荪：《现在与将来》，《改造》三卷四号。）但他在这里却忽视了实施其社会改造方案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前提，即政治革命，或者说将之置于了次要地位。历史表明，在近代中国的条件下，政治革命是将一种理想与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结合的必要的、有效的中间环节。而进行探索和倡导这一政治理念的则是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陈独秀在《谈政治》中指出“人类不能够脱离政治”，而“用革命的手段”来“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李大钊更将政治革命具体化，初步表达了“走俄国人之路”的政治主张，他认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注：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上），第595页。） 中国人应“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政治革命的思想作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成分，已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芽性质。这些思想导源和形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如果将之视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还需要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新民主义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因此，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历史地成为“五四”新文化发展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中心环节。而无论就政治过程还是文化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作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而不断发展和起作用的。
    “五四”新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超越时空的，具有当代意义，当代中国社会与“五四”新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时代处于同一个世纪的两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承继“五四”新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又形成时代内容和特征，推动着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内的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社会主义文化也从中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传播到中国化，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历史发展表明，一方面继承历史上中国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兼收并蓄世界上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从而中国社会政治也就会不断获得精神动力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