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内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基本内容的辛亥革命素为世人所瞩目，其成败得失至今仍属于中外史学家争论不休的一个焦点，言人人殊。个中现象，既源于史学客体辛亥革命自身的复杂性，也同史学主体的主观差异性不无关系。本文拟就政治革命的历史结局以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认识论问题略抒浅见，权充拙稿《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历史结局》〔1〕一文的补充与续编。
    一
    作为史学主体的史学工作者往往借“历史的反思”之名义，回头审视同行们之于史学客体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准确地说，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反思”，还不如说是史学工作者的反思，即史学主体之于历史的认知活动。“历史的反思”之类提法只有相对于“哲学的反思”、“文学的反思”等等才具有确切的意义与针对性。历史本身不可能反思，只有借助于史学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跻身于人类的思维空间，从而使人“明智”。故“反思”不啻于“再思”的同义语。
    为强调历史学的智力功能与社会作用的特殊性，突出有关史学课题及其成果的重要性，治史者大都习惯于把自己对某些历史问题的总结性认识包装成“历史规律”。比奔腾不息的江河要复杂得多的人类历史是否真有那么多非此即彼的规律？历史规律是像澳大利亚菲利普岛上的仙企鹅那样每晚8∶05分分秒不差地向岸边翩翩舞来或走来， 不厌其烦地以守时和重复出现给人类以验证和观赏，还是像自然科学所揭示的那些规律一样可以通过实验员关于既定条件的指令而重复出现，接受检验，抑或是借助于因果关系或概率统计或系统信息归纳出某种历史必然性从而形成历史决定论所致，这在中外哲学界和史学界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直接参与历史规律讨论的任务，但清末政治革命的历史结局却不能不激起我们无尽的思索，并使我们不知不觉地碰撞某些被称作历史规律的规范性认识。
    无庸讳言，在我国学术界，忽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科学性差异是长期存在的，有关历史规律的包装与表述有时难免塞进研究者个人的“私货”，把某些超时空地总结出来的所谓历史教训、失败原因也统统说成是历史规律，或者根据事物的结果来衡量事物的过程，或者根据自己所认定的某种历史规律推衍出一些同历史条件不相干的历史教训或失败原因来，在充当事后诸葛亮的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历史学当成了“胜利者的宣传”〔2〕。 人们对近代君主立宪方案乃至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所存在的某种合理性的否认就是如此。
    恩格斯在论述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规律之间的关系时指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不过，“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3〕
    循此思路，我们不妨认为，虽然某个历史发展区间的必然性结果大体只有一个，但促成这个必然性结果的因素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因素虽然在酝酿必然性结果的过程中就已消失，但它同迟到的结果之间也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联系，它为促成这个结果（无论是良果还是劣果）也注入了一分作用。尽管往往只有一种历史的可能性酿成了现实之果，但在这个现实之果产生之前的可能性并非只有一种，这些可能性的数量似乎比历史合力所包含的分力的数量还要多，它们的存在或消失都在随时影响着那种可望转化成现实的可能性，后者同现实之间也不是一种直接对应的关系，现实之果的瓜熟蒂落，还得取决于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区间，可望转化成现实的那种可能性也往往在这个变化区间中经受考验，作出相应的充实、调整甚至再生。我们还不能说唯有符合结果的那种可能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所在，就是历史规律。否则，历史就无复杂性可言，历史决定论就容易走向宿命论和神秘论。
    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历史传统决定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尤其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民权政治制度的确立需要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坚强后盾，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广大民众来说，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要求同经济上的自由竞争要求是一致的。往往是后者决定前者。如果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抱有某种学术偏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这一层道理是可以称作历史规律的。马克思说：“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4 〕尽管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君主专制被推翻总的说来不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无需仰仗他人主宰自己命运的程度，而且广大资本家还不可思议地被临时参议院拒之于民权政治的参政大门之外，中华民国的民权建设也的确不够理想。如果说辛亥革命的发生在内忧外患种种因素强烈刺激上，可以不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可以显示其超常的进步性，那么，革命发生之后的民权建设就最终跳不出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革命的成就就得大打折扣。
    在近代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始终发展缓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实体及至清朝末年才刚刚形成，其力量也并不强大，资产阶级的民权政治思想与政治革命方案还主要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是如同瓜熟蒂落一般，而是孙中山等人当作一种救国良方从西方直接引进的。欲期这种良方在中国专制主义的厚实土壤里产生奇效，克服排斥反应，的确还需要一个精心培育和护理的过程，不是光凭革命激情便能解决问题。激情在暴力革命阶段无疑举足轻重，民权建设却更需要全社会的理性与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