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1〕原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厄本与汤因比对话时所言， 《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页。
    〔3〕〔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22卷595-5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有趣的是， 清人孙宝瑄虽然不懂马克思主义，但他通过阅读西方历史书籍，也能领会出几分奥妙来。他说：“今人动曰民权民权，不知有商权而后有民权。商权者，民权之基也。吾读欧洲史，知中古世商业市府之发达，皆因十字军之役，王侯贵族借饷商人，许之特权以为报酬，而商人因之构结团体，保卫公利，脱封建诸侯之压力，渐渐干涉政权，遂为今日立宪之根基。是何故耶？盖天下万事倚财为命，财之权握于商人，国家求财于商人，商人不能不求权于国家，国家以权易财，商家以财易权。是故，有财权不患无政权矣。今我国士夫高睨大谈，不营实业，不求商权，不握财权，而妄希民权，是未弹而求炙雀，未卵而求时夜也。不其难乎！”他还说：“变法之本在立宪，立宪之本在财赋，财赋之本在实业，不易之论也。故日本维新之际，士族皆改业工商。今我士夫稍开明者，动好为大言，谈民权自由，不务实业，有愧多矣。”（《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99、729页。）
    〔5〕《列宁全集》第9卷，第353页。
    〔6〕《中国立国大方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 第70页。赵中孚先生的研究成果也证明：“传统社会从事现代化的改革，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路途。若干社会学和政治学家，都肯定这是无可避免的现象。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其破坏--重建--整合的过程也相当复杂。与新兴国家的改革有基本的差异。中国是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自然不能免于困扰。事实上，这种困扰可能还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赵中孚：《近代中国军事因革与现代化运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第12期，1971年版，第56页）
    〔7〕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181页。
    〔8〕在有关的学术论著里， 张亦工先生《民国初年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初探》一文堪称颇有学术深度和理性思辨的一篇。参见《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9〕1903年，有个既精通数学， 又“能推测未来事”的人对孙宝瑄说，“尚有五十年国祚”（《忘山庐日记》上册，第718 页）。此人所算就很不灵验，同后来的结果相距太远。倒是自称“能静居士”的曾国藩之幕客赵烈文猜得很准。他在1867年7月21 日（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私下对曾国藩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详见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58-159页）事情凑巧得很，此言过后44年，清皇朝即遭灭顶之灾。梁启超在1910年的推断也比孙宝瑄的那位朋友所卜的要准确得多。他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断定：“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国风报》第1年第17期）
    〔10〕林语堂：《论现代批评的职务》，《大荒集》
    〔11〕〔12〕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123页
    〔13〕郑樵《通志·总序》
    〔14〕转引自《读书》1995年第6期，第76页。 林语堂则提出：“革命的人革命，反革命的人反革命，大家不要投机，观察风势，中国自会进步起来。”（《谈牛津》，《论语》半月刊第9期，1933年1月）此言不免有些漏洞，社会的发展自然以历史潮流为主体，以历史潮流为依归的“观察风势”之举未必都是坏事，它同某些政客们为个人私利成天见风使舵变化莫测的小人行为当有所区别。而有关价值判断必须是非分明而不是模棱两可。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林氏之论并非毫无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