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列宁说：“变革可能已经成熟，而完成变革的革命者可能还没有充分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变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会继续腐烂下去，有时能达几十年之久。”〔5 〕列宁的估计对于民国年间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合适的。历史虽然在前进，但它始终伴随着痛苦和灾难，国人为着获取民国社会的进步而付出代价的过程是与进步本身相始终的。1912 年4月，当孙中山兴致勃勃地向国人宣告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连同民族革命的任务一起竣工时，头脑冷静的梁启超则直言不讳地提醒人们：“我国由五千年之专制一跃而进于共和，旧信条横亘脑中，新信条未尝熏受，欲求新政体之圆满发达难矣。”〔6〕
    晚近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会重复前人所走过的道路，模仿中的变异在所难免。应该说，经济的发展是如此，政治的发展也未尝不是如此。
    一般说来，“一个过于落后的国家，原是不可能自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统治花样的。可是，一个政府，在经济上，如照亚当·斯密所说，最容易仿效他国新的敛财征税制度；它在政治上，也许就最容易模仿他国新的统治组织。抛开社会关系或社会条件专从外观上技术上来学样，当然是会变质的。”〔7〕
    关于民国初期的武人政治、政客政治与劣绅政治，关于民权的剥夺与人民对自身政治权利的漠视和麻木，自历史之有民国以来，痛心批露者和严辞抨击者层出不穷，无庸赘述。作者只想指出：个中现象在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值得深思的〔8〕。既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就已“失败”， 也不足以说明辛亥革命“搞错了”，似乎当时应该坚持搞君主立宪制，更不足以说明民权思想已经深入广大民众的心。
    如果光拿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相比，中国无疑还略胜一筹。不过，时代之于辛亥革命的要求已远非时代之于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的要求可比。何况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君主专制传统与纲常教育传统的国家，还是一个既庞大又落后的承受着“无形之瓜分”的孱弱国家，革命的难度就不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可以望其项背。
    对于孙中山这一代民主革命先驱来说，既要根治清皇朝的专制与腐败，又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权模式来改造中国，以民权代替君权，其本身有一定的难度。前者要求革命者有足够的力量取而代之，后者则要求包括革命者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人民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匆匆来临的辛亥革命却并不具备这两个条件。
    三
    辛亥革命的结果，一是政治多元化；一是社会发展的无序化。政治多元化不失为在专制主义的废墟上培养独立人格、训练参政能力、调动民众的政治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民权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社会发展的无序化却又削弱着政治多元化的正面效应和整体效应，并且可能使备受欺凌的中华民族在对待西方列强新的侵略时显得软弱无力，这是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不是在民国初年的政局中才产生的，而是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早就存在了。就克服国家危机、抵制外来侵略而言，应当加强统治者的权力和权威，高扬大范围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但这有可能给专制独裁者以可乘之机。就顺应政治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提高民族政治素质与竞争力、尽快缩小中外差距而言，则应当削弱和下放中央集权，尽可能为地方和民众提供参政议政的机会，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行民权政治，但这又有可能为地方主义者与山头主义者开方便之门。无论是末日皇朝，还是新上任的民国当权者，他们都不曾找到一个两全之策来。显然，以慈禧为首的当权者在19世纪每每扼杀改革生机所留下的那些历史欠债，还需要后人为之不断地连本带息偿还。
    是先加强政府的权威好，还是偏重于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好，或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已不是学理上的问题，而是进退两难的具体操作问题，倘若先加强人民的民主权利，偏重于民权建设，则势必受到国民素质条件的束缚，导致社会无序化；如果是先加强政府权威，偏重于中央集权，则无论是在满汉矛盾制约下的晚清皇朝，还是在举国上下尚在欢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胜利、人民刚得到一连串甜蜜的政治承诺的民国时期，都只意味着政治冒险，人民将不会答应。“皇族内阁”和袁世凯“洪宪”帝制的相继惨败已明白无误地宣示了这一点。
    清皇朝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君宪请愿运动以“皇族内阁”的出笼而中断和流产，是否可以断定梁启超等人提出君主立宪方案一开始就不切实际，君宪请愿运动一开始就搞错了或者不该搞，纯属徒劳？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人物不尽是算命先生或预言家，即使是算命先生或预言家，也未必能算准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及其归宿〔9〕。 民国成立后，武人专制盛行，军阀混战，社会动荡，能否由此断言民主立宪制不适合中国国情、君主立宪制优于民主立宪制？我看也不能这么说。且不论清朝统治者被迫上了预备立宪这条船之后是如何内外交困和丑态百出；也不论满汉矛盾制约下的孙中山等一代反清革命战士和梁启超等真诚的君宪论者是如何容不下“皇族内阁”的拙劣表演，但我们至今确实不曾看到实实在在的君主立宪制是什么样子，它究竟能给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带来多少优于民主立宪制的实际好处，我们更不得而知了。谁能保证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中国就不出现武人专政和国家分裂的局面？谁能保证“皇族内阁”之后的君主立宪制必定是货真价实和“包你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