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君主制的两个缺点：一是国王的专制利益要求人民处于孱弱和悲惨的境地，推行愚民政策和剥民政策，以便确保人民无力反抗君主；二是政府中的显要位置都被一些擅长阴谋诡计的小人轻易地获取。完全可以设想，倘若在实行民主立宪制都还留有专制主义尾巴的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那么，传统的君主制所包含的这两个弊端未必能得到有效的清除，中国的君宪制与其说可以类似于英国式的君宪制或日本式的君宪制，还不如说更容易接近传统的君主专制，尤其是在满汉矛盾制约下的清皇朝更是如此。林语堂曾经号召国人：“现代人已非思想界的权威所能支配，不但是已死的圣人，不能支配我们，就是新起的任何思想家，也不能霸统思想界，造出清一色的局面。自然我们还有精神界的领袖，但是这些领袖的地位，已非如往昔的圣贤，其得我们的信从与否，其权全操在我们。过去取之权，都在我们思想界的平民的手中，而我们所赖以行去取抉择的权，又全在我们的批评能力。”〔10〕而“抉择的权”也罢，“批评能力”也罢，也只有在帝制推翻之后的民国才不致于成为空谈。
    有位台北学者在批评梁启超等人的民权思想时认为：“当时的积极知识分子集矢于‘满族专制’。好像只要把‘满族专制’推翻了，国就可以强起来，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提倡民主是好的。因为民主在原则上是为公的。可是，我想不出民主与国强有何必然的关联。如果我们要断定民主与国强有何必然的关联，那末就得证明民主是国强的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Sufficient－necessary condition）。 如果我们要证明民主是国强的充足而又必要的条件，那末就得证明凡属强国都是民主的而且凡属民主的都是强国。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俄国、德国和日本都不是民主国，可是都比中国强。而且‘满族专制’真的推翻了，中国果强起来乎？决定一个国家的强弱，因素很多，政体不过是一个方面而已。显见梁启超的这项见解是不通的。”〔11〕
    这段话其实提出了一个疑问：既然中国在推翻“满族专制”之后还是不见强大起来，为什么当初一定要推翻满族专制呢？对此，不妨借同时被这位学者引用过的那个柯瑞克斯人（KoriaKs ）对异乡来客所提出的反问来请教一下这位学者：“如果你在家乡有那么多好处，那么为什么费这么多的事来到我们这里？”〔12〕
    应当说，推翻帝制之后的中国不曾迅速富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中国欲期富强必须具备多种条件一样。“满族专制”推翻之后，中国没有强大起来，并不能反证保留“满族专制”的合理性，不能说推翻清皇朝毫无必要，如同晚清洋务运动不曾使国家臻于富强，并不等于说当时的中国不搞洋务运动就好，中国按原地踏步就能富强。此其一。其二，即使是不曾迅速富强的中华民国也总比专制皇朝要进步，要有生气得多，总比前途未卜的“预备立宪”要实在得多。其三，尽管我们不能说凡是强国都推行民主制，但欲期中国富强，除了首先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满汉民族矛盾、推翻腐朽皇朝、实行民权政治之外，实在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来。至于民国初年建设得不理想，确系事实，但也不必过于担心，因为“大抵开基之人未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13〕
    其实，上述学者所批评的梁启超的思想比起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来还不算最激进的。新生的中华民国主要属于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杰作，自认“流质”多变的梁启超主要是以旁敲侧击的“催生者”的角色载入史册，他所期待的君主立宪制便连同清皇朝的“预备立宪”被举国上下的反满民族革命洪流所湮没，同反满民族革命接踵而来的以民主立宪为核心的政治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冷静地分析20世纪第一个10年那段风云变幻和惊心动魄的历史场面，不难发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有一个重要的失误，那就是把政治革命看得过于简单和轻松，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清朝，端掉皇位，人民从君主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国家就会迅速富强，人民就会幸福美满。其实不尽然。
    “娜拉走后怎样？”这是挪威戏剧家亨里克·易卜生（1828-1906年）留给地球村的居民不尽思索的话题。钱钟书早年撰写的一篇书评中写到：“‘革命尚未成功’，乃需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尊命。这不仅文学使然，一切社会上政治上的革命，亦何独不然。所以我常想，革命在事业上的成功，便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14〕
    我们也许不难从钱钟书的评论中挑出许多宏观思辨性论著所常见的那类普泛化和绝对化的毛病，若以钱氏此言质之晚清政治革命，质疑乎？认同乎？
    在稍示迟钝与茫然的思绪中， 作者忽然想起恩格斯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过的一段话，谨作本文的结尾：
    “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却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起而掌握国家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下能够并且应该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但是，如果把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内容撇开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态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