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只有水师而无海军，鸦片战争以后，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政府成立了新式海军。1877年，清政府派遣了首批海军学员出国学习，开创了海军留学的新时代。此后不久，中国政府又多次派遣留学生赴东西方各发达国家学习海军的驾驶技术和管理技术。一批批留学生陆续学成归国后，积极参与中国海军建设和发展，他们或从事于海军造船工业的技术工作，或担任海军舰船的指挥作战工作，或担任海军军事学堂的教习和各级海军军官，为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本文所涉及的这些海军留日学生，作为中国海军留学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括中国海军自行选派的留日生，还包括非海军系统派遣但回国后被分配去海军服役的留日生。在海军留学史上，这两部分留日学生的人数和影响仅次于海军留英学生，然而却一直是海军留学史专家研究较为薄弱的地方，因而，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撰写本文，重点探讨海军留日学生教育以及留日海军学生回国后对中国海军的作用和影响，以期对中国海军留学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其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近代海军留日教育概况
    甲午海战后，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促使国人进一步觉醒，一些封建士大夫也纷纷上奏朝廷，请求立即恢复发展海军。湖广总督张之洞条陈建议：“今日御敌大端，惟以海军为第一要务……无论如何艰难，总宜复设海军。”[1]（《张文襄公奏稿》第24）此后不久，许多旅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也纷纷上书清政府，呼吁振兴海军“以扬国威而振民气”[2]。朝野上下、海内外人士的呼吁，促使清政府认识到重建海军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然而重建海军不仅需要购买船舰、组织舰队，更需要大批善于使用和管理舰队的海军专业人才。而在当时的形势下，向国外派遣海军留学生是培养海军人才、重建海军最简便、又最行之有效的捷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迅速增强，特别是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开始对日本海军刮目相看，并认识到日本海军的确先进，值得学习，同时留学日本又较留学欧美路近、费省，乃有意派遣海军学生赴日留学。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打败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此事冲淡了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军尚存的戒心，觉得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对中国保守秘密，相反可以通过为中国培养海军人才，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于是日本当局表示欢迎中国海军留学生来日学习。
    1905年，清政府派遣饶怀文赴日监造“江亭”等3艘军舰，同时又决定选派管轮毕业生封燮臣、王孝慕、李承曾、胡思浩、薛君谦等5人随同赴日，学习新式机炉制造技术[3]（P261）。这是清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日留学的开始。次年，应日本政府之请，清政府从烟台海军学堂中选派了林希曾、郑衡、饶鸣銮、陈永钦、陈文会、戚本恕、林焕铭、郑畴纲、罗忠冕、刘永浩、余振兴、郑耀庚、刘永谦、温树德、叶葆骏、任光宇、李君武、杨树韩、龚庆霖、张建勋、张洪基、邬宝祥等22人，在烟台海军学堂校长郑祖彝的率领下赴日留学[4]（P562）。然而，由于日本海军学校所教授的海军课程已经严重过时，留学生在国内海军学堂早已学过了，对此这批留日学生非常不满，乃决定中途退学回国。回国后，海军提督萨镇冰为不使他们的学业荒废，从中挑选了任光宇、温树德、余振兴、刘永浩等海军技术精湛者4人赴英海军军舰上学习。不久，这4人又在军舰上练习枪炮和使用鱼雷，6个月后学成归国[4]（P562）。
    就在选派烟台海军学堂毕业生赴日学习之际，清政府电令南京水师学堂、沿海各省和内地其他省份，挑选若干名海军学员赴日留学。最后通过各种考核，萨镇冰从南京水师学堂第五届毕业生中挑选吕德元、奚定谟、魏春泉、陈士珩、孟慕超、吴志馨、沈奎、王开元、徐世溥、卢同济、何兆湘、刘长敏等12人前往日本学习海军[4]（P563）。沿海各省选派海军毕业生刘华式、郑礼庆、谢刚哲、金溥芬、肖宝珩、陈复、李景渊、王统等8人。内地各省份选派了凌霄、哈汉仪、吴兆莲、卓金梧、宋式善、沈鸿烈、龙荣轩、童锡鹏、李右文、姚葵常、陈华森、伊祚乾、肖举规、周光祖、黄显仁、杨徵祥、方念祖、刘田甫、姜鸿滋、杨启祥、张楚材、黄健元、戴修鉴、齐熙、王裘、范腾霄、宋振等28人赴日学习海军驾驶技术[3]（P262）。此外，在此次各地派遣海军学生赴日学习过程中，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被选派的学生较少，只有王麒、张哲等人被选派赴日，并且赴日后又被命令改习陆军。1906年，清廷练兵处建议各省各沿海海军学堂中选派学生赴日学习时，福州船政学堂只有周志祖一名海军学员被选派赴日学习。他到日本商船学校、横须贺海军炮术鱼雷学校学习，后到严岛津轻水练舰上实习，共计6年之久[4]（P562）。
    以上就是中国政府派遣的第一届海军留日学生，但由于清政府海军当局对日本海军学校的情况并不熟悉，再加上对日本海军的盲目推崇，导致了这次海军留日学生的派遣收效甚微。后来清政府考虑到这批海军留学生有英文基础而不懂日文，乃悉数调回。1908年，清政府又从这批留日学生中选派吕德元、孟慕超、奚定谟、沈奎等4人赴英国海军学校学习。
    1908年4月，清政府再次电令各省地方政府选派海军学员赴日留学。最后，海军当局通过考试挑选了罗致通、夏昌炎、曾广仁、黄绪虞、杨宣诚、李桢、胡晃、欧阳琳、严昌泰、宋复九、吴鸿襄、李大棹、李毓麟、朱伟、叶启棻（又名叶匡）、陈莘觉、李北海、范熙申、曾广钦、张维新、吴嵎、刘励、任重、王时泽、冯鸿图、朱华经等27人；张万然、王道植、高凤华、吴建、吴湘、李文彬、谭刚、李绍晟、何超南、李震华、易定候、余际唐、何道云、黄承羲、张汉杰、潘尚衡、沈一奇、张仲寅、何豪、张仲濂、张云、吴景英、黄锡典等23人，总计50人赴日学习[3]（P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