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留日学生是清政府派遣赴日学习的第二届海军学生。这时清政府海军当局已经吸取上次派遣的经验，按学生志愿和已有的学科基础，把他们分别送入日本海军士官学校或商船学校，学习驾驶、管轮、炮术和水鱼雷等专门技术。1909年，清政府设立海军部，贝勒载洵出任海军大臣。不久，他又偕同海军提督萨镇冰前往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海军。到日本时饬令驻日公使从留日学生中挑选陈泽宽等6人，插入第二届留日海军学生中学习驾驶、管轮技术[5]（P514）。这批海军留学生进入日本商船学校后，分别到航海科和机关科学习。航海科学生在修业期满后入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为期半年的水雷术教育；机关科学生修业期满后，入海军工机学校，也接受为期半年的机械学教育。同时，两科学生还须在海军炮术学校接受一段时期的铳队教育。经过了这几个阶段的学习之后，取得海军少尉候补生或海军机关候补生的资格，然后再上舰进行为期6个月的实习[6]。
    总之，清末海军留学生对留学国家的选择已不再局限于西方的英、法、德等国，而出现了赴日本留学的局面，并且留日学习人数甚至一度超过了留学西欧的人数。然而，大多数留日学生特别是第一届海军留日学生，大都学无所成，只得中途撤回。在他们被撤回后，清政府又从中选拔成绩优异者转赴英国学习海军。同时，这一时期留学生的派遣也不限于福州船政学堂一家，还出现了南京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烟台水师学堂并举的局面。派遣海军留学生作为重建海军的一部分，清政府开始了重建海军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成立海军部，同时确定派遣海军留学生的指导思想为：“中国海军尚在幼稚，若不急图扩张力加整顿，则种种未便，不仅贻诮列强已也。盖国无海军，等于不国，即使财力有所未逮，亦应次第妥筹，以立积渐自强基础。顾欲谋扩充海军，非从培养海军各项人才入手不可。”[5]（P394）1912年5月，海军总长刘冠雄呈请北洋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日本留学。他认为“派赴日本各生，均经在东肄业有年，亦系于去年民军起事前先后回国。现在大局已定，自应续派往补课，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还列出此次留日学生续读课的人数及学费。见下表[5]（P389）：
    但是，由于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再加上对派遣海军留学生事宜并不积极，海军部也只能批饬：“勤加练习，静候筹款，再行核办。”次年3月7日，刘冠雄再次呈请袁世凯政府派遣海军学生赴英、法、日等国留学。他认为：“前曾留学日本海军学生，因赞助光复回国，急应续送前往以竟其业者二十五名。统计全年经费不过需洋八万元左右，川资并治装等费约需三万七千余元。”[5]（P395）11日，经袁世凯批示转交财政查核办理。15日，财政部批示：“查核部派遣出洋留学生，系为培养人材起见。所需经费既经编入预算，本部自应照拨。惟现在财力支绌，急难筹措，俟收入稍裕，再行核发。”[5]（P396）1914年，经过海军部的多次交涉，袁世凯才同意派遣留日第四届的25名轮机生前往日本，继续其海军留学生涯。同时，北洋政府命令留日学生监督吴宗煌兼管留日海军学生日常事宜[5]（P418）。
    1918年，北洋政府从海军留日学生中挑选海军技能特别优秀的学生郑礼庆、刘田甫、朱伟、张楚材4人，派往日本海军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5月，又派轮机学员吴建、谭刚、吴湘及无线电学员陆德芳、陈磐、沈琳等6人赴日本无线电工厂及电台实习。1925年10月，派测量员陈志、叶可松、梁同怡、陈绍弓4人前往日本参观水道部，研究学习制绘、测量技术，次年1月回国。1930年9月，海军部选派海军学员曾国暹、姚玙、叶可珏、何希琨赴日分别学习鱼雷技术，海军学生陈洪、孟汉鼎、张大澄、李慧济赴日学习海军军需技术。除陈洪系福州海校航海班第一届毕业生外，其余的人均为烟台海军学校十六、十七、十八届毕业生。1932年底，他们先后学成回国，分别被派往“宁海”军舰及水鱼雷营等处工作[7]（P308-309）。
    从清末到民初海军留日学生的派遣，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海军军官的素质，加深了对世界海军现状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清末以及民国海军的建设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积极参加辛亥革命
    由于清末海军留日学生主要来源是两湖地区和沿海文化水平比较发达的省份，而这些地区又是当时国内进步人士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再加上这批海军留日学生全是汉人，在留日期间又深受西方民主的影响，因而他们大都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特别是他们接触了革命书报后，“勃然起种族之思”，“平常谈论，无不愤慨清朝政治之腐败，列强之欺凌，同具政治革命思想和民族革命的意识”。因此，许多人如陈复、沈鸿烈等人在留学期间就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武昌首义爆发后，已归国的海军留日学生大都参加革命，一些人在黎元洪军政府中任职，另一部分人则奔赴长江及闽、粤等省策动海军或其他武装部队响应进行反清斗争，其工作非常努力而有成绩。如在海军起义前夕，在武汉的军舰上军官郑礼庆（曾留学日本）、朱孝先两人便投入革命军政府之中了。当军舰被调往前线与革命军作战时，他们看到了革命军的英勇作战和人民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拥护，于是便暗中串联，伺机起义。
    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正在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学习的海军学生王时泽等人热血沸腾，当即回国请缨参战。他与李毓麟、叶启棻、余际唐、张冲、朱华经、吴景英、陈云等8位同学在与同盟会取得联系后，决定返回国内参加革命。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决定组织北伐舰队，留日学生王时泽、李毓麟、凌霄和姚葵常4人被任命为北伐舰队司令部参谋。同时，由日本商船学校尚未毕业就归国参加革命的学生谢刚哲、宋式善、杨征祥、刘田甫等人被分配在“海容”等舰上随同北伐[8]（P717）。
    另据著名海军史专家老冠祥先生研究统计：在参加辛亥革命的海军军官中，至少有17人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并且部分人还是留学日本学习海军的。在这批留日学生中，回国后参加海军和辛亥革命的，包括陈复（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任“镜清”舰教练官，联络“沪宁”舰的反正工作）、温树德（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留日，辛亥革命时任“甘泉”舰管带，后升任“江元”舰艇长），吴志馨（南京海军学校驾驶学堂驾驶学生，日本商船学校毕业，后任“凤舞”舰管带、副舰长）、李和（日本神户海军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任广东水师提防督署，后升任海军代理次长）、李刚（留学日本海军）、王时泽（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向署理巡洋舰招降，不果）、叶启棻（日本横须贺海军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向九江的“海容”号等军舰招降，后任海军部参谋）、余际唐（留日，曾在日本“轻津”舰上实习，辛亥革命时也间赴“海容”号等军舰招降，后任革命军水师司令）、谢刚哲（留日，横须贺枪炮及鱼雷学校毕业，参加北伐舰队，后任海军参谋本部第六局局长）、凌霄（留日，参加北伐舰队）、宋式善（留日，参加北伐舰队）、杨征祥（留日，参加北伐舰队）、刘田甫（留日，参加北伐舰队）、沈鸿烈（留日，参加长江海军反正工作）、黄绪虞（日本海军将校班毕业，后任驻日公使馆海军副武官）、欧阳琳（日本海军鱼雷学校，参加武昌起义）、王统（留日，原海军大尉，1914年赴日秘密招募日本后备役军官来华训练中国海军）[9]。
    由于留日海军学生多数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并且成为海军参加此次革命的主力，因此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许多人被授予校级军衔。如1913年根据临时大总统命令，刘华式、郑礼庆、王统、陈复、孟慕超等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李景渊、童锡鹏、李右文、周光祖等多人被授予少校军衔[10]（P766）。另外，在日本尚未完成学业者，如罗致通、范熙申、吴鸿襄等10多人，也被授予尉官军衔，后被派往练习舰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