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与近代海军的教育和训练
    海军作为技术性较强的一个兵种，其士兵的教育和训练必须由受过专门海军教育训练的人担任。这些既年轻又有才华的留日学生，随着中国海军近代化的发展，相继成为海军优秀的专业指挥和管理人才，在近代海军教育与训练过程中，特别是东北海军的教育与训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海军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海军的教育与训练工作。东北海军创始人、留日学生沈鸿烈针对东北海军训练和实战需要，创制了被称作东北海军“三宝”的训练机械和工具：“点的”、“装填”、“外膛炮”。“点的”即“点的器”，这是一种专为海军炮手在港内练习瞄准的机械。海军炮手用望远镜瞄准，军舰在海浪上摇摆不定，目标在望远镜中时隐时现。不是训练有素的人，很难在镜中找到目标，更不用说瞄准了。将“点的器”的靶排在瞄准器前相当距离处，由机械操纵，其移动可按各舰的摇摆周期速度调整。因此，炮虽不动而靶则不断摇摆，其作用与在外海作战时瞄准目标一样，每发射一次，靶后面的弹簧针便在靶后打上一个记号，可以此检查炮兵的射击精度及速度。“装填”即“装填炮”，是用来训练炮兵装炮弹的工具。海军的4.7英寸炮弹头重约50磅，6英寸炮弹头重约105磅。作战时炮管都是上扬的，要把这样重的弹头送进炮膛，并使炮弹后端的紫铜环准确地嵌上距离炮一门室2至3英尺的来复线，很不容易。如果炮弹装偏，就会影响射击精度。沈鸿烈为此创制的这种“装填炮”可帮助炮兵演练。“外膛炮”是为炮兵在外海练实弹射击配制的工具。由于当时我国海军的军舰及炮都是从外国购买的，每门炮配备的炮弹有限，补充也不容易，不能随便练习。于是沈鸿烈令人在炮管上方装一门自制小炮，拖行的炮靶距离亦相对缩短，以供练习射击[11]。
    海军留日学生还在海军院校中培养了大批使用和管理舰艇的海军人才。如在由东北海军创办的青岛海军学校中，留日学生占有重要地位。1923年，沈鸿烈创办海军学校，第一任校长凌霄（1923-1924年）、第二任校长刘田甫（1925-1928年）、第三任校长吴兆林（1928-1930年）、第四任校长黄绪虞（1930-1931年）、第五任校长王时泽（1931-1933年）、第六任校长刘襄（1933年-1937年）。这六任校长中，只有刘襄是烟台海军学校毕业的，其余的五任校长都是留日学生出身。这个学校的教职员绝大多数也是留日的，培养了航海生约200余人，轮机生约100余人，多种水兵1000余人。此外，该校初期教育制度也是依照日本海军士官学校建立的，学校教材也多从日本翻译过来[5]（P64、67）。除青岛海军学校外，许多海军留日学生还在各类海军院校中担任教官职务。如1930年海军司令部因舰艇急需无线电人才，又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教官由海军电务科科长陈可潜、科员沈琳等人兼任。其中沈琳曾留学日本学习无线电技术。
    此外，一些海军留日学生还根据海军教育和训练的需要，编译了包括海军教材在内的许多军事书籍。当时海军学校或陆军军校方面的海军教材大都是留日学生编译的。北洋政府时期，陆军大学为了适应陆海军协同作战的需要，开设了一些海军学课程，而海军教材就是留学国外学习海军的教官编写的。这些留学国外的海军教官人数虽然不多，但由于曾经受过正规的海军教育，对海军学术研究均有一定的造诣，因而他们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海军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次编写《海战学》讲义，且每次编写又都是一次新的学术研究，对海军战略战术及中国海军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详情见下表：
    资料来源：本表主要参考皮明勇的《民国初年的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理论论述》（《军事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而制作。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吕德元、姜鸿滋等海军留日学生成为海军学术队伍的领头人。吕德元先后担任海军部编译处副处长、处长等职。另外这一时期，编译海军书籍且影响较大的留日学生还有何希琨（曾赴日学习鱼雷制造技术）、唐定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卓金梧（曾留学日本学习海军驾驶技术）等人。他们编译的海军军事书籍有姜鸿滋的《海战学》（1937年陆军大学教材），郑耀枢的《海军战术讲义》（陆军大学将校官班乙三期教材），何希琨的《海军战术讲义》（上、下二册，1945年陆军大学教材）等。这些著作对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外海军作战理论作了认真的介绍和积极的思考，使近代中国海军战略、战役和战术三个层次的作战理论都有了新的发展。
    总之，近代海军教育训练中，海军留日学生积极参与部队日常的教育与训练，担任海军院校的高级职务以及编译包括海军教材在内的军事书籍，将书本教育与实地训练相结合、将海军训练与海军实战相结合，不仅为中国海军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同时还有力地促进了海军部队的正规化乃至中国海军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四、参与近代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建设与探讨
    在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海军留日学生从不同视角对海军战略和战术思想作了深刻的探讨，提出过若干建设性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构想，为近代中国海军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提出夺取制海权战略思想
    近代比较成型的制海权理论是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提出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海军战略》（Naval Strategy）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研讨海军战略问题的权威。马汉认为，国家的强大、繁荣和商业贸易与国家制海权息息相关。海军的目标是打垮敌国海上封锁，夺取制海权，以保护国家在海外的商业利益。马汉关于制海权的理论提出后，在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广泛传播，并成为后起的德、日等新兴工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这一理论在西方传播的过程中，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利用留学之际，或发表演说、或撰写文章、或翻译书籍宣传和传播制海权理论，大声疾呼振兴中华海权，并提出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来建设中国海军，指导中国海军作战。并且他们在制海权理论指导下，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海军的作战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构建中国自己的海军战略战术理论体系。
    1910年，中国留日学生创办《海军》杂志。载文痛陈“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军”[12]（P380-381）。留日生吕德元认为，一个“国家舶兴衰，无不与海权有重大关系”[13]。同时，他还认为：“海权问题，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总枢纽所在”，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皆有赖于海上控制权”[14]。留日学生萧举规在《海军论》中进一步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亦因以强。”[12]（P378）1927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唐宝镐，将马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这一名著的核心部分翻译了出来，并取名为《海上权力之要素》。同年12月，《海军期刊》从第1卷第6期开始，先后分8次刊登这一名著，这是我国第一次完整地介绍马汉的制海权理论。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民国时期中国海军才将争夺制海权作为海军作战的根本目标和基本指导原则提出来。尽管这种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思想并没有完全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吸收和采纳，但这种理论的提出，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