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前后10年，是传统中国真正在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发生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10年，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一种普遍的忧虑，焦灼不安的气氛笼罩着社会上层，社会下层的多数人也感到生活不安定，前途莫测。社会的各方面都已出现一个过渡期的征兆，从而也使科举制的改革问题凸现出来。
    一
    在科场方面，晚清出现的新情况--列强的侵略及战争赔款、大规模的内乱、不得不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努力（如练新军）等等，都大大加剧了原本就已严重的国家财政危机、以及科场“人累”、官场“人累”的状况。士人不仅在获得科名前的考试因人多拥挤而获隽甚难；在获得科名之后的任官出路也越来越窄，越来越难了。
    何刚德如此描述晚清入仕之途的拥挤：“从前举人不中进士，即可截取，以知县按省分科分名次，归部轮选，当时举人何等活动！乾隆年间，以此项选缺尚欠疏通。乃加大挑一途，凡举人三科不中，准其赴挑。每挑以十二年为一次，例於会试之前，派王公大臣在内阁验看。由吏部分班带见，每班二十人之内，先剔去八人不用。俗谓之跳八仙，其余十二人，再挑三人，作为一等，带领引见，以知县分省候补，余九人作为二等归部，以教谕训导即选，行之数科。逐渐拥挤，外省知县，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教职亦然。光绪以来，其拥挤更不可问，即如进士分发知县。名曰‘即用’，亦非一二十年，不能补缺，故时人有以‘即用’改为‘积用’之谑，因县缺只有一千九百，而历科所积之人才什倍於此，其势固不能不穷也。”过去举人於大挑之外，还有教习誊录议叙各途，种种疏通，无非使举人皆得由知县、教职两途入官。秀才则予以五贡升途，恩、副、岁三贡可选教职，拔贡、优贡许以朝考，亦以知县教职入官，拔贡且有小京官之希望。再说进士，进士分省之即用知县，拥挤固如前所述，主事一途，光绪年间，也非二十年不能补缺。〔1〕
    另一方面，士人本身质量也愈来愈成问题，士风日趋卑下。如陈独秀回忆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了。……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这并非保存国粹，而是因为坐民船可以发一笔财，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一路上的关卡，虽然明明知道船上装满着私货，也不敢前来查问”。〔2〕试期士人常聚众闹事， 当时一般市民不太敢惹他们，地方官员也因害怕耽误考试大典而尽量求息事宁人，对士人此时言行不无姑息偏袒。又钟毓龙回忆说：“不知起于何时，第三场乱号竟已成定例，至壬寅科（1902年），二场就乱了，其原因大概是三场考策论，大多数士子未尝梦见，非求救于相识之有研究者，则必曳白，二场‘五经’亦不熟。壬寅科头场史论五题，阅过《通鉴纲目》等书者，尚可成篇，至于二场策题，兼问洋务，斯时怀挟虽多，亦无从措手，故二场即乱，官员强欲整顿，又虑激成事变。他参加的癸卯（1903年）科为最后一科，所见有三事：1.头场拆魁星。即头场末封门之前，就有考生上明远楼将塑像之头拆下，抛掷以为戏；2.二场捉枪手。去年已中式之费某被怨家召人从号中曳出，后提调审讯，故意指其是冒充费某，仅伽号示众，否则须正法；3.三场许多士子偷号灯，甚至有公然提灯出者。“魁星”本为应试士子最尊重敬畏之对象，此时却已成其中一些人手中揉捏玩弄之物，足见科举之神圣已去，此正如钟毓龙所言：‘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3〕
    如此入口既堵塞，出路又狭窄，士人无行，量、质互累，科举在其最后一朝--光绪朝最后三十年的地位就不能不日趋衰落，尤其是在庚子之后。如胡思敬谈到：在社会下层非科目中人的眼里，科举的地位已远非昔日可比，“本朝最重科目，咸、同时俗尚未变，士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江西人嫁女，必予秀才。吉安土俗，非士族妇人不敢蹑红绣丝履，否则哗然讪笑，以为越礼。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财帛相赆，千里不赍粮。庐陵周氏、泰和萧氏由淮鹾起家，拥赀各数百万。新法初行，巡抚柯逢时劝令输财市义，为奏奖京堂，两家子弟皆不屑。周维藩选拔萧敷德、敷政兄弟，先后领乡荐，极力营求，一举掷数万金不惜。光绪庚子以前，予亲见者尚如此。后遇永新龙舍人于京师，询其遗俗，今不然矣，诸生焚弃笔砚，展转谋食四方，多槁死。翰林回籍措赀，俗名‘张罗’，商贾皆避匿不见。科举废，学堂兴，朝局大变，盖不独江西为然也。”〔4〕
    而光绪朝最后11位状元的遭遇远不如前亦是一证。“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5 〕科举末科状元刘春霖按惯例得魁后到各地“打秋风”，连在张之洞那里也受到相当冷遇，〔6〕后于40 年代在默默无闻中死去。清末年轻士子，在新的风气影响及有见识的父兄乃至官员鼓励之下，许多人已改进新学堂，乃至出国留学而不愿再应科举，或者脚踏两只船。
    以上描述展现了清末一幅科场衰落的画面，这是一个自身已经数百年流弊，又遭遇数十年西潮轮番冲击，内忧外患下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已入衰态的传统中国，而并非是处在其盛期或者常态中的传统中国。近人所耳闻目睹的旧中国正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中国。它仍属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段，但以之概括全部传统社会的历史却显然不妥。〔7〕一百多年前，龚自珍于吴市偶得康熙三十年旧本制举之文， 忽然有感，神游于往，赋诗曰：“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好秀才。”〔8 〕康熙年间的中国之承平景象，确非道光年间的中国所能比，而道光年间的中国之尚能相安，也远非光绪年间的中国所能比，其后则更勿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