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下我们将观察清代废除科举前四五十年间朝野的主要议论及科场改革，尤其注意那些与传统的批评及改革意见不同的新看法、新理由。晚清文字言语之禁已弛，士人多已敢放言，有一“夙有狂名”的举人饶廷襄说科举一途是明太祖有意禁锢败坏天下英雄才人之举，冯桂芬则认为验诸史实，此非正论，但嘉道以降，时文取士之功效确已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乃至等于探筹，所以，“穷变变通，此其时矣。”他认为，考试取士不过是区别人之聪明智巧高下而已，试诗赋，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诗赋，试经义，人则把聪明智巧用之经义，故所试异而所得仍同，但如果所试之事太易，则难辨聪明智巧之高下。所以，考试内容要有一定难度，这样，中材以下的人可知难而退，中材以上的人可奋勉而进。而所谓难者，不外乎经解、古学、策问，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且先汉学而后宋学，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并主考分校，搜检加严。〔9〕 总之，是提高难度，此基本上还是欲以传统方式减轻人累，而其“改会试议”，“广取士议”，基本上仍不出传统范围，但其“采西学议”、“制洋器议”等篇，却显然是对西潮涌入的吸纳回应，虽然所重还在科学器用，目的在“以夷制夷”。
    王韬18岁即考中秀才，以后却屡试不中，太平天国期间先是向清廷献策，据说又曾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他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避居香港，又游历英法，对西方有了较切实的认识，力主变法自强，但其论科第仍不离传统大体，他引何镜海言说：国家之所以岌岌可危，在于“农多则治，士多则乱，非士之能乱天下，托于士者众，则附于仕者亦众”，又引管同之言说：“今之士，皆民之实而窃士之名。”今国家之于士，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而士遂为人所轻。为今计者，当废时文而以实学，略如汉家取士之法，又于考试之外行乡举里选，尚行而不尚才，则士皆以气节自奋。至于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与其多取而贤不肖者皆多，毋宁寡取而贤不肖者皆少。〔10〕
    郑观应于1874年在香港刊行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论考试”一篇则谓：古乡举里选宽其途以求士，严其制以用人，降而唐、宋、却严于取而宽于用，“其取士也隘，则豪杰每有沉论；其用士也宽，则庸妄不无忝窍。”此意是承黄宗羲的看法而来，〔11〕但郑又叙述了西人设数科量材取士，虽王子国戚，无不兼习各门科学，试为各种至贱至粗之事，“坐而言者，可起而行焉。”中国之士专尚制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此无用之物，国家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岐，以致言行不逮也。”然而，郑观应并不主张废文科，而只主张分列经史、策论、诗赋、政事四科以拔真材。在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考试”篇中，郑观应又一次强调“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说以之入仕的时文不能用于内政外交，而一旦入仕者又尽弃其所学，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在改革方面，这次他提出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而看其所列西学，主要是天、地、生、数、理、化一类自然科学，考取后曰“艺生”，此科亦即所谓“艺科”。又建议全国州县设小学，府、省会设中学，京师设大学。认为西人籍各种西法已臻富强，中国步趋其后，较易见功。〔12〕
    郑观应已提出“富强”口号，但其注意得较多的尚是西人之技艺，至于对西人技艺之后的精神、价值观念的认识以及对富强目的与手段的阐述，自然远不及在英伦留学多年的严复。严复1895年2 月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在文中指出了中国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根本差异，与“日进无疆”的西人不同，中国“圣人之意”主要在相安相养，止足防争，天下太平。假如西人不来，未曾不可有相安之局，但西潮既已来，中国就不得不被驱向谋求富强之路了，而要求富强，求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学术文化就不能仅仅是人文的、文学的，而是要包括各种自然科学与技术，乃至以后者为主。所以，严复1896年在“原强”修订一稿中总结说：“故曰：‘民智者，富强之原。’”〔13〕严复指出旧日学校科举精英性的特点说：“至于吾民，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檐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孰教之者也。”〔14〕严复且认识到此一新途难与旧制并存：“今者物究则变，言时务者，人人皆言变通学校，设学堂，讲西学矣。虽然，谓十年以往，中国必收其益，则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旧制尚存，而荣途未开也。……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涂，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15〕
    严复认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亡，而变莫急于先废八股。其《救亡决论》一文主要就是批八股。他说，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并从知识、道德、社会后果三方面指出其大害有三：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但其所批主要还是在世俗和流弊。严复揭出旧科举的两个目的说：“夫科举之事，为国求才也，劝人为学也。”然后他认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16〕这就在旧目的之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实用以臻富强了，即已带入了时代的、亦即西方的价值观念，而与其前所述中国古代圣人之意已经迥然不同了。集中体现为“富强”的“有用”并非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而是新引入的价值标准。严复以此衡量旧学，则自然认为不仅八股制艺，举凡古文考据，汉学宋学一概“无用”、“不实”，当然，此无用“非真无用也，凡此皆富强而后物阜民康，以为怡情遣日之用，而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也”，〔17〕所以，今日皆宜束之高阁，先考虑如何救亡。驱夷之论不可行，则不能不以西学为要，“救亡之道，自强之谋亦在此。”而严复并非单线思维，以此纯为奔向光明而欢欣鼓舞，这正是其高出常人之处，他感觉到“运会”之大力，“运会所趋，岂斯人所能为力？”自今以后，“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昭昭更无疑义，此可知者也：至变于谁氏之手，强为何种之邦，或成五裂四分抑或业归一姓，此不可知者也。”〔18〕茫茫大海，漂漂浮萍，只能委之运命了。
    严复另一高人一筹处又在其看到现代学术须与政治两分，教育须与政治有某种脱节。他批评“今日学校官制之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立念耳。”〔19〕主张“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幸而为空言，如其实焉，则天下大乱。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20〕严复为我们粗略勾画了一幅人们各自奋发，国家仅予保护，各种专门之学多途并进的现代社会的远景，而其间却不幸还可能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中尤其突出政治、归重政治一途的过渡时期。
    谭嗣同亦批评今之所谓官“甚伙而可纪”，尤其是保举滥，捐例开，“士农工商并出于仕之一途，屠沽无赖，错杂其间”。他主张办学会，使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而“官中之人才皆出于学，于是无变科举之名，而变科举之实”，〔21〕甚至“有废科举之实。”〔22〕
    梁启超也与严复一样认为：假如中国能够闭关画界，永绝外敌，未尝不可以治天下，而且，他在1896年开始在《时务报》刊载的《变法通议》中的《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对清代之治给了相当可观的评价。在《论科举》一文中，他甚至对取代了世卿制的科举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今日与万国既通，要保国、保种、保教，则不能不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法；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23〕中国要求自强于今日，必须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虽主张“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先“开绅智”，而“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24〕但两者并不矛盾，因为正要借助绅权来“广开民智”，先使一部分人（绅士）明白起来，再使大多数人（民众）明白起来，此时绅权尚未与民权对，而是与王权对。正是从“开民智”的立场出发，旧科举的弱点立刻呈现，此正如梁启超所问：“故号为受教育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所以他忧虑一旦不再以经义取士，则儒教之经典殆几绝也。“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之壤，此则可为痛哭者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