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直接更紧迫的焦虑还是国家之救亡图存，保国先于保教。国家要救亡图存，则必须各行各业都有好学杰出之士：“凡国之民，都为五等：曰士，曰农，曰工，曰商，曰兵。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今夫有四者之名，无士之实，则其害且至于此。矧于士而不士，聚千百帖括、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懵然未有所闻者，而欲与之共天下，任庶官，行新政，御外侮，其可得乎？”〔26〕
    梁氏这里确实接触到了古、今之变的一个关键：即由旧科举到新学校的转变〔27〕，实质上是一个由选拔少数道德文化精英从政的制度（即它甚至还不是一种精英的教育培养制度，而只是一种初步的选拔制度），向一个普及全民教育、广泛实施专业、技术训练的制度的转变，前者是依附于一个等级社会，而后者是走向一个平等社会；所以前者必须严格精选，限制数量，保证质量；而后者则尽不妨广开学路，尽量吸引人受教就学，各学一技，各习所业。前面我们看到冯桂芬、王韬所主张的科举限额尚不离传统范畴，他们虽然也主张立艺科、办学校，但还是以科举为主。而梁启超则主张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已不是以严限科举，而是以广开学校为主了，多设诸科只是中策，略变取士之具，改变考试内容已是下策了。他主张自京师以迄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不限额，不糊名，并使此学校亦寓“科举”意：“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28〕但此“科举”意实际上只能约同于“分等第”，“奖优秀”，所以，这还不是融合两者，贯彻此一主张，旧科举实际将被新学校替代。
    三
    以上是在新形势压迫下要求改革科举的主要代表性意见，这些意见形成了一种有力的舆论，加上一批有现实感、有见识的实力派官员的努力，遂导致了自同治初至光绪中的一系列改革尝试。
    1862年，恭亲王等奏设同文馆，当年同文馆在北京成立，1866年恭亲王又提议在其中添设算学馆，倭仁则反对招聘正途来学习天文算学。〔29〕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又建议设立了各种军事学堂，1875年，礼部奏请考试算学，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1895年盛宣怀请设天津中西学堂，两年后又请设南洋公学，1896年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1898年初严修奉请设经济专科。然而，以上多属在科举之外“立”的措施，至戊戌变法时则对科举有“破”有“革”。1898年6月2日，杨深秀奏请厘定文体，各项考试不得割裂经文命题，6 月11日光绪帝诏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6月17 日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光绪令降旨，为刚毅所阻， 6月20日光绪为废八股事诣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旨，6月23日诏命自下科始，乡、 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亦即废除八股〔30〕，7月10 日诏改各省大小书院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7月19日从张之洞，陈宝箴7月4日所奏“妥议科举新章折”，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将三场先后之次序互易，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且令嗣后一切考试，不得凭楷法优劣为高下，7月25日部颂发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于各省：8月19日诏停止期考〔31〕。9月21日复由慈禧临朝训政，变法失败。
    回顾清代，康熙朝是一个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统治层最有生气也最有信心的朝代，雍、乾两朝承其积累下来的国力并予以展开，使繁华与武功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然到乾隆晚期，内囊已开始上来。当道光年间中国与西方大规模冲突之际，不巧正是一个西方解脱羁绊、发展气势最盛，而中国却正接近一个王朝的晚期，是一个积弊日多、积弱趋深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几次入侵使中国的元气受到了严重的斫伤，而在沉重的人口、生计的压迫下，由华南贫瘠之地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了半个中国，尤其使中国最富庶的一角--东南部的经济实力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然而，在此之后，在一批最早有所觉悟的官员的艰苦努力之下，仍然有过一个短暂的同治中兴，但毕竟这样一个老大的帝国适应新形势的调整速度远远赶不上西方进逼的速度，乃至也赶不上急起直追学习西人的东邻崛起的速度，光绪初中法战争的刺激，把一批原先的清流党（多为翰林）也驱入了适应改革的潮流，而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更使朝野震动，使整个士绅官员阶层都受到一次深深的震憾，于是就有了1898年的百日维新，而如果说上次是居清要的“翰林造反”，这次就主要是刚入仕的“进士、举人造反”了，这次维新表面上虽然失败了，但由于其后深藏的社会矛盾及危机并未解除，所以在经历了庚子事变之后，从1901年起，朝廷实力派自己发动了改革，而这次新政改革的规模与深度，实已远远超过仅仅三年前失败的变法维新，其中就包括1905年的废除科举。
    总之，中国在晚清未遇西方前已陷入某种传统王朝经常遇到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主要并不是由于外部的刺激而起，而是内在矛盾的爆发，其后虽有短暂的中兴，但由于新的时代因素的介入，传统制度已难凭自身走出这一危机，结果就是不仅科举制度，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被打破。但是首先覆灭科举却是颇具戏剧性的一幕，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具形式理性、平等精神和个体主义色彩的制度，却必须在中国想进入“现代化”时最先被废除，这真像是历史的揶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