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潮当推进化论。进化论进入中国主要不是以自然科学理论形式出现的，而是作为观察和认识社会历史的思想而传播的，因此，准确地说，是进化史观。本文尝试从严复、康有为的进化史观入手，揭示近代两大进化史观的最初分野、演变和汇流，从而为研究进化论思潮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严复、康有为进化史观的基本分野
    学术界一般均将严、康归入主张渐变的“庸俗进化论”一派，以示与主张革命的进化论者相区别。然而却忽视了二者的根本区别。事实上，在二者进化史观之间，除了在进步（progress）观念上和不能“躐等”等方面有着某种一致性外，更多的代表了两种截然对立的进化观。康氏进化观可谓之仁爱进化观，而严氏则为竞争进化观。
    首先，从二者的思想渊源看，康有为主要是以传统变易思想为主体、而严复则以西方进化论为主体。尽管康有为早年曾靠游历香港、上海，通过制造局和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二手西方资料，了解“猿猴生人”的自然进化思想，但作为一种系统历史观，还是源于传统变易思想，即把《春秋公羊传》的“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的“大同”、“小康”思想和《易》变易思想糅合起来，构建其《公羊三世》说。而严复在英留学期间，直接经历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洗礼以及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赫胥黎对进化的阐释的熏陶，严复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来构建其进化史观的。思想渊源不同，进化史观则大异其趣。
    其次，从进化的动力来看，康有为带有浓厚的传统泛道德主义痕迹，也就是说，进化的动力来源于仁爱道德和智慧，即他的“仁智”学说，而严复则强调进化的根本动力在于自我保存以及为自我保存而进行的“竞争”。在康氏看来，社会进化的原因和动力，首先是爱人（利群）和爱已，正是通过人际之间互爱合作，才能逐渐和谐发展，“人道以智为导，以仁为归”，又说：“故人宜以仁为主，智以辅之”，〔1〕并强调：“人惟有智，能创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之以礼乐政事文章”，〔2〕也就是说、人类从野蛮进化到文明，从动物进化到人类，恰恰依靠的是仁-- 智一体化力量，“唯人直立有智慧文理，故口能食味，耳能别声，目能被色，精益求精，以求进化、礼以节之、此所以日启文明也”，〔3〕这里一个“智慧”，一个“礼”，“礼”不过是“仁”的外在化规范，强调“智”，反映了新时代理性的觉醒，强调“仁－礼”，则带有明显的古典泛道德主义痕迹。康有为鄙视“欲”在进化中的作用，“最无欲者圣人，纵其仁义之欲”，〔4〕在这里他偷换了“欲”的概念，“欲”作为一种生存本能，却被化之以伦理道德的“仁”。在康氏进比史观中，几乎没有“竞争”的地位。但在严复思想中却非常明确，在介绍达尔文进化论时，就指出其核心，“其一篇曰物竟，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5〕正是由于相互竞争，才能保证优胜劣汰，才能推动社会前进。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明确从理论上阐述“竞争”与社会进步关系的思想家。当康有为大谈“仁，天心”，“取仁以天”时，严复却对《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表示赞赏，并加评语说：“此四语括尽达尔文新理”〔6〕，在严复看来，自然界并不遵循仁爱道德原则，而人类历史也不是一曲仁爱温馨的小夜曲，而恰恰是一幕幕充满着野蛮、争斗的悲剧，而且正是在这种血与火、刀与剑的悲剧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再次，从进化的目标看，康有为着重的是未来大同社会的理想，人人平等的太平世界，而严复的着重点却始终是个体的自由和国家富强。康有为把进化的序列分成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瞩望于“太平世”的“亲亲、仁民、爱物”〔7〕，在《大同书》里，更瞩望于一种破“九界”达到一切平等的绝对平均主义乌托邦社会，这种关注无差别的“平等”观念带有浓厚的古典仁本主义色彩。而严复没有康有为那种准宗教家预卜未来的先知色彩，他并不十分关注世界未来的走向问题，对于一个具有英国实证经验派风格的思想家来说，对未来过分的幻想空谈，本身就意味着对科学实证精神的背叛。因此，严复没有康有为那种幻想家的浪漫情调，也不对未来进行廉价的许诺。他要解决的是每个中国人面对的无法回避的迫切现实问题，也就是中国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富强发展问题。可以说，进化的真正意义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国家的发达兴旺，具体说来，即如何实现“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8〕和“民智、民德、民力”的发展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他关注的进化目标。
    这两大进化史观是近代进化史观的最初分野。由于严复的《天演论》突出传播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在处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社会激起强烈反响，一如胡适所言，在中国屡战屡败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个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象野火一样燃烧着许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9〕严复被人们称为“天演家”，他的进化史观则被冠以“天演哲学”。无疑，严复的进化史观在最初几年压倒了康有为的被称为“大同哲学”的仁爱进化史观。
    二、两大进化史观的演变
    然而，在严复进化史观占有压倒性优势不久以后，对严复进化史观的反思和批判就已开始，而康有为进化史观中的道德仁爱促进化、大同理想世界等在互助进化论思潮中获得新的发挥和延伸。两大进化史观在演变中，出现了三种衍生形式。
    第一，两大进化史观调和论。这可以1904年发表的署名“君平”的文章《天演大同辨》〔10〕为代表。该文以相互诘难的方式介绍了主张竞争进化论的“天演家”和主张平等博爱的“大同家”的思想，最后由文章作者出场而表现为对二者的中和协调。“天演家”与“大同家”诘难的思路，基本上沿袭了严、康两大进化史观的思路。
    作者设计的两种模式的对话，恰恰表明当时人们既看到了竞争进化论所揭示的无情的现实和势力竞争的工业文明社会那种不可避免的社会阵痛，同时也看到了仁爱进化论的充满温情的博爱主义、人道主义热肠。前者是现实的，后者是理想的，前者是冷酷的，后者是仁爱的；前者是“科学”的，后者是人文的……二者各有利弊，于是作者在二者之间进行折衷调和，将人的追求分为现实与理想两个层次，在社会现实中，到处是“相妒相仇，相残相杀，弱肉强食”，因此，“今日未足以语大同也”，而且，不具备竞争力的人，甚至连“礼让”的权利都会被强者剥夺：“不能争者，不足以言让，吾不能争而徒言让，则吾虽不争，其奈人之不我看何？”而且，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看，“竞争”将是一个几乎永恒的现象：“地球有尽，而生育无涯，所以不见人满之患者，特因于择太严，稍不自立，即曰消灭”，这里保留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某些痕迹，地球有限与人类的无穷繁衍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竞争“可稍息而不可消灭也”；但是从人类理想层面看，“无大同思想者，其志行必浅薄，而大同遂无可期之一，故我济虽不足语大同，而究不可不以大同思想为之竟”。最后，作者将二者兼收并蓄：“大同者，不易之公理也；而天演者，又莫破之公例也。公理不可刹那弃，而公例不能瞬息离。公理因可宝爱，而公例又非能避弃，当事者亦惟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也”。作者的综合显然留下了一个漏洞，前面说“竞争”是“不可消灭”的永恒现象，又如何由生存竞争而达致仁爱的大同理想呢？显然，这个至今仍困扰当代人的课题，这位作者也无力解决，于是便有了第二种衍生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