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进化史观的汇流
    两大进化史观经历了“变异”、“冲突”后，在五四期间，在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终汇流，某些思想被吸收进了早期的唯物史观。
    第一，“互助”进化论逐渐压倒竞争进化论，使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互助”论影响下带有浓厚的伦理主义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深刻地影响到中国近代价值观念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竞争”进化论逐渐让位于“互助”进化论。杜亚泉《金权与兵权》指出：“自19世纪物竞天择之说兴，而利己主义、重金主义、强权主义、军国主义相继迭起”，〔22〕，有人甚至认为，正是竞争进化论导致了“此次惨无人道之欧洲大战”，竞争造成了“一面为进化，一面为堕落”，而“互助”却“惟有幸乐，而无苦难”。〔23〕朱谦之更明确宣布：“像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是过去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已代替他了”。〔24〕而张东荪在《第三种文明》中则宣布“自由与竞争”为过时了的“第二种文明”，而欢呼“提倡互助”、“培植协同”的“第三种文明”。〔25〕孙中山先生也呼应了这一思潮，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强调：“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并提出“互助”体用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并认为“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26〕与此同时，“工读互助团”，新村主义则在实践操作层面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而且克鲁泡特金的著作继辛亥以后再次在五四后期乃至更后时期，以报刊连载和专号的形式，更以一版再版甚至中译本全集的形式，在中国形成一股“互助热”。
    互助进化论在五四时期的热潮，无疑影响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 〔27〕，也影响到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在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理论中，社会主义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伦理精神，一种强调互助、协作、平等和谐的伦理精神。虽然他也谈经济基础，但他并不十分注重马克思的关于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恰恰相反，李大钊更多的是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思想，康有为模式所代表的传统大同平均理想和家族伦理融入马克思主义中。李大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就明确了这种融合，他说：“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而且“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28〕。由于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家族伦理原则和精神，因此他强调要把这种伦理精神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
    “有许多人所以深病‘马克思主义’的原故，都因为他的学说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他那阶级竞争说尤足以使人头痛……那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各国社会主义者，也都有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可是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铲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29〕
    李大钊的伦理主义方式“修正”马克思理论表明，康有为的仁爱进化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已经融汇到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去了。
    第二，“竞争”进化论在“退潮”中，也逐步被转化成“竞争”--“阶级竞争”和“进化--革命”的激进主义话语结构中去了。早在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中，就曾指出过从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到马克思的“阶级竞争”的某些共同点，他说：“马氏（指马克思）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是实与达尔文言物竞之旨合”。〔30〕所以，到五四时期，这一深入人心的“竞争”观念便构成了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心理基础，李大钊就把“阶级斗争”说成“阶级竞争”，他在解释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时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原因，更以社会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31〕当严复谈论的是国家之间、种族之间、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时，李大钊却接过这一话语来阐释马克思的阶级竞争。陈独秀、蔡和森等人在《社会主义批评》和《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中更直接称“阶级斗争”为“阶级战争”。“竞争”观念短短三十年（戊戌至五四）的影响同样为阶级斗争学说的广泛传播和实践准备了一定心理基础。
    与此同时，进化史观的核心概念“进化”思想经过辛亥五四两代人的努力，也逐步转化为“革命”。早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邹容那里，就有了“革命”促“进化”的联系，在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中更从话源上来揭示二者的联系，“革命之名词来自西文，其字作revolution,re犹言更也，重也。volution，犹言进化也。故革命犹重进化也。”〔32〕朱谦之对“革命”的理解也几乎同一思路：“总之，进化与革命的关系，只是动与变的关系，革命是动，进化是变，动的时候，便是变的时候，所以革命的时候；就是进化的时候，依照西文原名，革命叫做revolution，进化叫做evolution，可见革命是更进化的意思，假使要承续不断地更进化，就不可不时时刻刻地去革命了。然我可更进一层，决定革命是促进‘进化’的唯一因子”。〔33〕五四时期，陈独秀也作如是观：“欧话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34〕蔡和森1921年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revolution et evolution）”。〔35〕因此，当中国选择了一条走俄国式“暴力革命”的道路时，人们在观念上并没有多少心理障碍，30余年进化史观的薰陶，可以直接从evolution（进化）过渡到revolution（革命）。
    这样，两大进化史观从最初的严、康分野，严复竞争进化论的压倒性影响，经过演变，竞争进化论逐渐向互助进化论倾斜，到互助进化论逐渐压倒竞争进化论，走了一条“竞争”进化史观逐步让位于“互助--仁爱”进化史观的历程，这是一条逐渐向泛道德主义传统复归的历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接纳了互助--仁爱进化史观的泛道德主义观念从而构筑了早期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一方面接纳了“革命”促“进化”观念和“竞争”观念，从而融入到早期阶级斗争学说。于是，两大进化史观的一些核心观念都融入到或转化成早期马克思主义或早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去了，为唯物史观的诞生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