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以日本的完胜告终。作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分水岭，这场战争不仅一举改变了东亚传统地缘政治格局，而且使日本形成了蔑视型中国观和国民性优越感。十年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初步确立了“东洋霸主”地位，为吞并朝鲜，进而向中国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
    本文拟在揭示该时期日本对华认知及自我认知演进的基础上，阐明其对华行动选择的原因和特点。
    一、蔑视型中国认知的形成与固化
    甲午战争前，尽管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并割地赔款，但在中法战争、中俄伊犁领土争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也有不俗表现，因而仍被西方人喻为“沉睡的雄狮”，是世界东方无出其右的大国。对日本来说，庞大的中国无疑是阻挡其向大陆领土扩张的可畏存在。
    然而，战争的结果彻底暴露了清朝的虚弱本质，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观由此完成了从质疑到蔑视的根本性转变。尾崎行雄在1895年的《支那处分案》中写道，一个国家要想在列强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维持独立，民众必须具备国家思想，否则即使兵力强大国家也会灭亡。然而，中国人“知道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焉有国家思想乎？”[1](17－18)尾崎认为：中国人“乃尚文之民，非尚武之民，乃好利之民，非好战之民”，而文弱之民是无法适应这个世界的。[1](27)自由党成员小室重弘指出，中国人缺乏爱国心的根源是清朝专制，“在专制国内，天下非天下之天下，乃君主一人之天下，国家非国民共有之国家，乃君主一人之财产，是以唯其主人君主独爱其国，余者庶民百姓对国家无自主、无自由、无责任、无义务，只是可怜的奴隶。人民视国家之安危存亡，不过为君主自身之安危存亡矣！”[2]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的主流看法是：经此一战，中国业已国将不国，《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已死”论的出现，更是如实地反映了日本对中国的蔑视程度。改进党党首大隈重信认为，战争结果表明，中国已不是沉睡的雄狮，而是只“断了气且四肢已经冰冷的老狮子。”[3]吉野作造回忆说：“维新后我们停止了对最早引进文物制度的老师--支那的尊敬，唯在武力上难以轻侮，但是通过此次战争，就连这点体面也悲惨地剥落了。西洋人曰沉睡的雄狮是错误的，狮子已经疾死”。[4]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也写道：“甲午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真相在世界曝光，战争中那种软弱无力和混乱无序，政府高官对亡国的怠慢和无能，士兵们对清帝国忠诚心的欠缺，使和平时期已经对此有所感知的列强也有些意外。支那，已经死了。既然死了，腐烂的肉体理当被食用。”[5]
    19世纪末，由于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加深，以山东、直隶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兴起了反清灭洋的义和拳运动。1898年，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并提出“扶清灭洋”的新口号，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列强，打击对象是在华外国教会及其神职人员。1900年1月，慈禧太后批准端郡王刚毅“拳民忠贞，神术可用”的奏折，下诏承认义和团，政策上变“剿”为“抚”，于是义和团声势日大，华北各地外国教会遭到攻击，列强驻华使馆也受到威胁。英、美、德、日、俄等列强以救援驻华公使馆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对华开战，8月攻陷北京，慈禧太后等仓皇逃往西安。1901年9月，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以保证彻底剿灭义和团、向八国列强赔偿4.5亿两白银平息了战事。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中国“象形蚯体”论开始在日本媒体出现。《国民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今日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之形体，并无一套完整机关，无论切断何处，也会留下几分生气。若将其分为千百份，便是千百份个体。若保持其整体状态，亦无非千百份个体之呆然杂处，中央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则可杀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唯若蚯蚓之类小虫子尚可忍受，然今日支那，乃象身嫁接蚯蚓之构造，不难想象其处置之麻烦。”[6]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及庚子赔款期间，“中国亡国论”再度升温。1901年4月24日，山县有朋致信伊藤博文，内称：“清国纲纪已灭，国本已坏，唯在苟延残喘。”山县断言：“清国之瓜分已是必然命运，非人力可扭转。”[7]政友会的小川平吉在党报上撰文说：“至于支那是否已成尸骸，有识之士早有定论，今无须赘言。”小川的主张是：中国虽然已成“尸骸”，但对日本还有使用价值，“此尸骸确实是尸骸，但尚是具有身体而受其子民亲族尊敬之尸骸，与其妄自唾之、鞭之，斩断其手足，招致其子民亲族怨恨，莫如郑重埋葬之，以巧妙地获取其遗产。”[8]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殖民地，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展开火并。战火所及，当地民众生灵涂炭。通过日俄战争，日本不仅铲除了俄国这个阻碍其向大陆扩张的绊脚石，而且再次确认了清朝的腐朽懦弱，其蔑视型中国观大举泛滥并走向固化。战争期间，除了参战士兵及从军记者外，户水宽人、内藤湖南、有贺长雄、德富苏峰等不少社会名人也以个人身份考察了中国，在他们向日本国民传递的中国信息中，既有切中要害的分析，也有丑化与偏见，而在中国衰亡的基本结论上，认识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竭力贬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有以下种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