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动物说。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军医土肥原三千太在日记中将中国人比作蚂蚁。“有拉牛的蚂蚁，牵驴的蚂蚁，卖鸡蛋的蚂蚁，拣东西的蚂蚁，无外乎一些形体像人的动物。”[9]第10师团炮兵大尉佐藤清胜认为：中国人“像蝼蚁一样贪婪自己的生命，实际上要统治这些愚昧的人民，再没有比专制更好的方法了。”[10]第二军随军作家田山花袋在从军记《圣尘》中写道：“西洋人视支那人为动物，不得不说他们实际上就是动物，是下等动物，他们在生理上失去了作为人的资格。试想，他们不是满不在乎地喝着水坑里、泥沼里、马蹄印里的积水吗？而不论喝着哪儿的水，都具有不可侵蚀的肠子！[11]
    有家无国、一盘散沙说。《外交时报》主编有贺长雄认为：“清国人地方心强、缺乏涵盖支那整体的爱国心”。[12]德富苏峰在《七十八日游记》“支那无国论”一节中写道：“支那有家无国，有孝无忠，这是某位支那通的警句。今天的支那没有国家观念，过去也没有国家观念之类的东西。”[13](232)
    文弱之国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是“文弱的国民”，缺乏尚勇斗狠的阳刚之气，因此中国更像个女人国。“纵观支那古今，最为著名的就是文弱一事”。“支那人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但无论如何爱好和平，也总应有一些防卫力量，然而支那人一点也没有”。“观其国乃文弱之国，其民乃文弱之民，其容貌、风采，处处像女性，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故支那的战争就像支那人吵架一样，只是虚张声势，百万大军只有一成在拿起武器真正地战斗”。“支那的文弱可以用古往今来的积极防御、不思进攻来证明。万里长城、都邑、城墙、院墙，大到整个支那，小到一家一户，都在防备侵略。”[13](235－241)德富苏峰还认为：相比之下，“日本人像男人，故知廉耻，有力量。支那人不像男人，故不知廉耻，不辞任何卑贱的工作，连南非的金矿不也在引进支那人吗？”[13](309)
    见利忘义说。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无正邪标准，只有利害打算。”“杀身成仁只是快语，明哲保身才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殉国、殉君者，在支那反倒是无法无天的表现，他们虽被不断地赞美，却也不断地被人在私下骂做傻瓜。”[13](246－248)他讥讽中国人是个人利益至上、缺乏公德的国民，是图虚荣、讲排场、爱面子、行“贿赂”的国民，具有为了私利可以不惜一切的贪婪本性，即“支那的诸般问题，只能用一个‘利’字来解释……支那人会为什么努力呢？不是君父之仇，也不是国家或宗教，而是自身的利益。为此胆小鬼也能成为勇者，怠惰者也能勤奋，甚至不惜舍弃生命。”[13](250－252)
    二、优越型自我认知的形成与升级
    与中国认知上蔑视型中国观的形成与固化相对照，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着战后对华扩张行动的步步得手而不断膨胀，进而又引起了自我使命的不断提升。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是其有史以来的初次体验，割地赔款更让日本举国沸腾。既然中国这个东洋的传统老大已被打败，那么日本当然可以取而代之，成为“东洋盟主”，这是当时日本国民中形成的普遍意识。
    1894年8月，日本在黄海海战中击败北洋舰队后，伊藤博文旗下的自由党党报撰文称：“迫使朝鲜废弃与清国的条约，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自主独立国，断绝清国的干涉，阻止其他各国觊觎，以保东洋和平，堪为东洋盟主者乃我日本帝国。”[14]该党成员梅田又次郎公然叫嚣：“将我国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顶，称霸东洋，驰骋于世界强国竞争之舞台。”[15]议会第二大党改进党的喉舌《每日新闻》开战前就扬言“日本实乃东洋之盟主”[16]，开战后调高调门，狂妄地宣称：“日本原本不敌任何一个欧洲列强，但是通过此次征服清国，东洋大局已定，值此之际，苟有阻碍我国前进者，应断然排斥，贯彻独自本领，方能掌握东洋霸权，与欧洲列强争雄于世界。”[17]1894年11月21至25日，《万朝报》连载《东洋问题应由东洋自己处理》一文，文章强调：东亚事务应在东亚范围内解决，不容欧洲列强插手，在“兄弟阋墙”的争战中，日本要确立“东亚盟主”地位，“此乃天降处理东洋之大任于我双肩也。”[18]《大阪朝日新闻》刊载的文章也不乏东洋盟主论喧嚣，或呼吁“向区区东洋乃至全宇宙宣扬自身天职之重、任务之大”[19]，或妄言“东方之盟主，东洋之霸权，唾手可得”[20]。
    但是，《马关条约》签署后随即发生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无疑是对“东洋盟主论”的当头棒喝。1895年4月22日，俄、德、法三国联合对日发出的“劝告”后，日本深知无力对抗，在接受清政府追加的3000万两库平银“赎辽费”后，“体面地”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含恨吐出了到嘴的“肥肉”。
    关于“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带来的巨大冲击，外相陆奥宗光写道：“社会如同遇到政治恐慌的袭击，举国陷入极度惊愕与阴霾之中……昨天还过度地骄慢，而今蒙受奇耻大辱，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21]德富苏峰听到“三国干涉”的消息后气急败坏，其自传中写道：“我因三国干涉受到了力之福音的洗礼……精神上判若两人。这毕竟是因为力量不足所致。我开始相信，如果力量不足，有正义公道也不值半文。”[13](310)
    “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上的一课是，日本虽然战胜了中国，但列强、特别是俄国还不允许日本在东亚的舞台上担任主角。由此，日本的东洋盟主梦受挫，优越型自我认知有所降温。当然，这种“降温”只是相对欧美列强而言，并不影响其对华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