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日本首次加入了列强侵华的统一行动。由于日本的出兵数量仅次于俄国且行动坚决，得到其他列强的赏识，从而改变了身份，被正式接纳为世界列强俱乐部的一员，其优越型自我认知也随之提升。对此，政友会机关刊物刊载的文章袒露了如释重负的愉悦心情：“日清战争前，欧美人中连中流人士都以为‘日本是支那属国’。战后，日本得以首次将其身价宣告于世界，但尚未成为世界强权而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此次义和团运动，日本登上大陆舞台，首次昂首阔步，大显身手，与其他所谓团十郎、菊五郎等世界主角英吉利、露西亚、德意志、法兰西、美利坚同演一出戏，并在每出戏中都证明我国只有超出其他主角而无劣之者。”“今天，日本帝国在建国三千年的历史中已进入全新境界。日本已非日本之日本，亦非东洋之日本，而是处于成为世界之日本的转换期。日本要进入欧美列强俱乐部、成为世界强权，与白皙人种登上同一舞台。”[22]林包明在《远东策论》一文中，专门辟出“帝国是远东问题的主人公”一节，文中说：“欧美诸国，富强则富强矣，其发达早于我国，然而对我国并无师长之尊，若比国民文化，更不比我国先进多少，况如陆海军，则我国可与列强为伍，毫不逊色。”“退一步说，若列强单独出兵得我国相助，则事半功倍。一言以蔽之，经营远东得我助者，其力倍增，失我助者其力减半。”故“我国应借此有利地位，巧夺先机，方可名实俱为远东主人。”[23]
    1905年，日本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这一结果使日本自信成了世界的“一等国”，日本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民。日俄战争后“东西文明调和论”的兴起，表明日本于甲午战争时期形成的优越型自我认知，已经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打败俄国后，世界“一等国”意识弥漫于日本政界。政友会党报写道：“开战以来，陆海军连战连胜，国民雀跃不已。”媾和条约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毕竟通过战争，“使国家地位上升为一等国，彼此之公使升格为大使了。”[24]负责国民宣传教育的《教育时论》宣称：“今天，我大日本帝国已不是东洋孤岛上的贫弱国家，而是并列于世界优等国的一流国家。”[25]该报同时放出狂言：今后日本要“驰骋于世界舞台，一争雌雄。”[26]
    战时和战后，媒体和御用文人也在挖空心思地鼓噪日本成为“一等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并把日本必胜及获胜的原因归结为“日本文明”或“日本精神”。《国民新闻》在1904年10月31日的报道中宣称：国民的爱国心不是明治时代才出现的新现象，而是源远流长地蕴含在“日本帝国的历史”中[27]。《大阪朝日新闻》11月16日刊载的文章强调：“两千年来养成的日本魂”是战胜俄国的精神法宝[28]。到日本胜局已定的1905年春，《大阪朝日新闻》不断推出“说花数樱花、说人数武士”[29]等鼓吹“武士道”精神的新词，日俄战争前夕新渡户稻造在英国出版的《武士道》此时被译成日文后，也立即受到热捧。
    “一等国”意识出现，致使明治以来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明论内涵发生了变化。日俄战争前，日本的文明论是以近代西欧文明为参照摹本；日俄战争后，则出现了试图以日本中心主义取代或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其代表性人物和主张，是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和大隈重信的“东西文明调和论”。
    1903年，冈仓天心用英文发表《The Ideals of the East－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art of Japan》，即《东洋的理想》，此书开宗明义，提出了“亚洲为一”思想。书中写道：“喜马拉雅山将强有力的两大文明，即具有孔子共同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文明与具有吠(佛)陀个人主义思想的印度文明分开，但这不过是强调两者的各自特色。越过雪山之巅的那种对所有亚洲民族都具有‘无穷普遍’的爱，却一刻未受阻隔地成为所有亚洲民族的共同思想遗产。”[30]冈仓认为，“欧洲的光荣是亚洲的屈辱！”为此，“分散独立的东洋民族再生的种子须自求于内部。泛亚同盟自身具有无法估量的力量，每个民族首先须感到自身的力量。”[31]然而，冈仓强调的“亚洲一体”，是一种以日本为尖顶的金字塔形构造，其提倡的东方文明，既不是中国的儒学，也不是印度的佛教，而是日本化了的儒学和佛教。冈仓认为：“中国由于几经覆盖全国的王朝覆灭、鞑靼骑兵的入侵、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以致除了文献与废墟外，没有任何能够使人想起唐代帝王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相反，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这一无以类比的祝福、从未被征服的民族骄傲与自恃、牺牲膨胀发展而固守祖上传下的观念和本能的岛国孤立等，使日本成为承载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仓库”。“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32]，“能够凭借其秘藏的标本，对丰富的亚洲文化历史进行一贯研究的只有日本”[32]。不难看出，冈仓强调的“亚粹”，实际上是“日粹”，他所主张的亚洲主义核心是日本中心主义。
    大隈重信及其智囊团提出的“东西文明调和论”，试图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为日俄战争后升级的日本人优越心理和自负提供理论诠释。大隈认为：日本人为东西文明的融合开创了新的历史，“欧美以为只有发生在本民族之间的文明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文明，以为只有自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但是，日俄战争的结果，使欧美人“认识到除了西欧文明外还存在其他文明，除了西欧的道德、文学、美术外，还有其他道德、文学和美术，并对此产生尊敬之念和真挚的研究之情。”[33]大隈声称：所有文化只有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得到发展，“如今，日本作为东洋文明的代表者，不仅吸收咀嚼了白人文明，而且将之与东洋文明进行了调和发展。”[34]1907年1月5日，大隈又在《教育时论》上发表的《日本的文明》一文中写道：“开国以来，我日本国成为东西两大系统文明接触的交点，世界一切文明要素均汇合于此，我国的思想、制度、文物均发生了大混乱、大冲突、大竞争，……竟然在开国以来的五十年间，获得了充分的调和，真正意义的世界文明，首次在我国形成。”[33]
    1907年，大隈辞去宪政本党总理职务，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翌年，建立了以其本人为会长的大日本文明协会，1910年组织发行《国民读本》，1911年组织创办《新日本》杂志。在此过程中，他时刻不忘鼓吹日本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即日本“对于东洋，是西洋文明的说明者，对于西洋，是东洋文明的代表者，故日本在东西文明的融合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34]
    那么，居于如此文明地位的日本对东亚负有怎样的使命呢？大隈的回答是：“日本作为东洋的先觉者及代表者，有指导亚洲劣等文明国家向文明迈进的责任”[35]，即“我国已处于代表东亚文明并向东洋介绍西洋文明的地位，很好地调和东西文明，进而醇化世界文明，带来人类和平，以图人道完美，是我国国民的理想，也是我日本帝国的天职。”[36]在大隈看来，“支那这一邻国，人种相近，文字相同，只有日本才能保护该国，负有拯救该国国民的义务和使命。”[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