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华行动的选择与特点
    甲午战争后的十年，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继续谋求在华权益的扩大，但是由于列强围绕在华权益的博弈及其相互制衡，以1900年的庚子事变为界，其对华行动选择的策略和实现路径也有明显变化。
    “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德、法三国自恃“干涉”有“功”，逼迫清政府“回报”，而其得到每一份“回报”，又成为英、美、日等要求“利益均沾”的借口。结果，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的5年中，列强掀起了新一轮控制与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5年至1898年间，清政府为支付对日赔款，不得不以厘金、盐税、关税等收入为抵偿，向英、法、德、俄等国举借政治贷款，列强则以此为契机，纷纷向清政府讨价还价，攫取了中国的采矿权和铁路修筑权。1896年至1899年，法国获得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的采矿权。1898年至1899年，英国获得山西、河南、直隶、四川等省的采矿权，德国获得山东的采矿权，俄国获得中东铁路和南满支线的铁道修筑权及沿线采矿权。1898年，美国获得粤汉铁路修筑权，比利时银行团获得芦汉铁路修筑权。1899年，英国和德国获得了津镇铁路修筑权。
    与此同时，性质上仅次于“领土割让”的“领土租借”也在进行。1897年冬，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为借口，派遣远东舰队驶入胶州湾并占领沿岸各地，清政府被迫于1898年3月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和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俄国效仿德国，于1898年3月逼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5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租期25年。英国也不甘落后，于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的翌日提出租借威海卫要求，清政府被迫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以与俄国租借旅顺相同的条件，将威海卫租借给英国。1898年6月，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的“新界”和附近海湾，租期99年。1898年4月，法国逼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翌年11月正式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租期99年。
    面对列强刮起的瓜分中国狂潮，日本甚为焦虑。但是，日本深知实力有限，无法与列强抗争而排他性地垄断中国，因此采取了与列强“协调”行动的对华外交策略。1898年2月18日，外务大臣西德二郎向日本驻英、法、德、意、俄各国公使发出指令：“方今帝国外交最需慎重，一举一动需考虑将来结果和利害得失”。“此际我国若与某国结成密切关系，或向他国泄露诸多不满，都是不利的。无论如何，我国处于孤立地位将极为不利，也无法实现任何愿望。时机未到之前，应随机应变，为实现目标而与一国相互提携，或加入数国联盟的共同行动。当下，我国对各国应采取中立态度，加强与列强的亲睦关系，保证将来无论发生何等事端，都可自由行动，此为当务之急。”[38]
    根据这一外交方针，1898年4月2日，西德二郎外相致电日本驻英公使：“日本政府同意英国政府在日本撤兵后从支那政府手中租借威海卫。同时，日本政府希望，将来日本为增进自身安定和利益时，英国政府能够表示同情。”[39]4月8日，西外相向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发出指令：“日本政府为保障最近获得的新领土，欲要求中国承诺不将福建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列强。时机到来时，你将接到上述正式指令。在此期间，你当密切关注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40]。4月15日，矢野接到西外相开始行动的指令后，于4月22日向清总理衙门提出了“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省内各地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的要求。在日本的压力下，清政府于4月24日承诺不把福建“割让”给日本以外的国家。由此，日本如愿以偿地将福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在与英国等列强的“协调”中，分得了“割占支那”的一杯羹。
    其后，日本又在庚子事变中加入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统一行动，在4.5亿两关平银的战争总赔款中(年息4％，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23815亿两)分得7.73％，并与其他列强一起获得了山海关至北京沿线的驻兵权。
    耐人寻味的是，在“三国干涉还辽”至庚子事变期间，日本在与列强“协调”共同蚕食中国的同时，还打出了“保全中国”的招牌，并于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变法前后上演了一出对华“示善”的闹剧。
    变法前夕，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撰文，认为“支那人与日本人都处在与白种人为仇敌的位置”，主张与中国合作，共商“人种保护政策”[41]。德富苏峰旗下的《国民新闻》载文称：“促使支那人觉醒实为我国朝野人士的一大责任”[42]，日本政府“应获取清政府信任，使中国的所有改革事业都依赖于日本”[43]。陆羯南主持的《日本》杂志呼吁，日本应抓住时机，诱导清朝进行制度改革[44]。进步党元老铃木重远则在进步党党报上撰文，明确主张中日提携，“保全中国”，即“眼下清国内部纲纪败坏，对外不能维护国权，恐怕难免被欧洲列国吞噬，故应给以一大刺激，开导诱掖，巩固其独立，互为辅车、唇齿相依，维护东洋和平，实乃我帝国责任。”[45]
    变法开始后，伊藤博文掌控的《东京日日新闻》建议政府对中国的改革“宜尽量支援指点。”[46]“脱亚论”者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也认为，变法是迈入文明之门的必要途径，而中国的变法应“以日本为师”[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