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的强烈反应并没有能改变内阁大多数人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要维持英国在远东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声望，英国就不能对日本妥协，而日本在英国表态后所做出的不满姿态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而已。
    当7月4日内阁召开会议再一次讨论滇缅公路问题时，印度事务大臣埃默里表态说：“关于滇缅公路问题，我在内阁中采取了反对与日本妥协的强硬路线，因为我相信这只会引出新的要求，而且恰恰我们处于一种困境之中，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向全世界做出一种勇敢的姿态并且拒绝任何威胁。”（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 GreatBritain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42页。）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表示支持，他认为日本目前的姿态只不过是在虚张声势吓唬人，英国不必太紧张；而且退一步说，即使英国迫于压力接受日方要求，也应该试试看日本人准备把要求提高到什么程度。
    首相丘吉尔则仔细分析了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一旦真的与日本冲突，所有的重担将可能全部落在英国的肩上，而不是落在它应该落的地方--美国的肩上。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英国在进行任何决策前，都必须了解美国的态度。7月5日，洛西恩奉命访问赫尔，赫尔建议英国对日本采取拖延战略，而不要正式下达命令封闭对中国抗战至关重要的滇缅公路；同时他希望英国能同日本谈判，以寻求从总体上解决远东问题的可能性。
    根据内阁大多数人的意见及美国的态度，政府又一次做出了拒绝日本要求的决定。7月6日，克莱琪代表英国政府对日本方面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做出正式答复，内容是：通过滇缅公路输入中国的战略物资为数甚少，不足以影响战局；滇缅公路是一条合法的贸易通道，英国不能采取对印度和缅甸人民之义务的行动；更何况依据严格意义上的中立原则，切断对中国的物资供应，也会导致切断对日本的物资供应，英国政府无意这么做。基于以上理由，英国政府不能同意日方提出的封闭滇缅公路的要求，但希望看到中日冲突能以“一种双方能够接受的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结束，英国将全力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甚至准备为此满足日本的经济需要。（注：卢埃琳·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伦敦1971年版，第97～98页。）
    英方的答复再次激怒了日本人，陆军部一些军官为此发出了“立即向英国开战”的叫嚣，并得到了军国主义分子的积极响应。外相有田八郎对克莱琪态度强硬地说：“帝国政府极不满意英国政府的回答，担心推迟解决本问题将引起国民情感的变化，并对日英两国友好关系产生严重影响。”他还代表日本政府向克莱琪下了最后通谍：“我方要求英国政府在一周或10天之内解决此问题。”（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349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日方如此强烈的反应，尤其是最后通谍的下达，使克莱琪的忧虑到了极点。他认识到，如果英方再不做出让步，英日之间的冲突将立即爆发；英国在远东虚弱的防务力量无法与日本对抗，此时，为保全自己，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本妥协已成为英国唯一的选择。但为了使英国不致过于丢面子，也为了减少内阁中异己力量的反对，克莱琪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7月7日，克莱琪向外交部提交报告，分析了英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建议暂时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外交部讨论并基本同意了克莱琪的建议，随后将此提交内阁讨论。
    英国方面态度的软化令中国政府极为不安。7月8日，郭泰祺大使紧急拜访英外务次长巴特勒，询问英国对日本的最后通谍将如何答复。巴特勒只是一味敷衍说：“英国处境极端困难，不愿与日本正面冲突，其他有关之国，应分担责任。”（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114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显然，英国政府正准备背弃对华政策方面的原有立场，在武力威胁面前寻求与日本的妥协。
    7月10日，内阁就克莱琪的建议进行讨论并以多数通过， 从而做出了暂时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的决定。日方的最后通谍使那些持强硬立场的阁员认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英国如仅仅考虑中国利益而卷入一场战争是不值得的，适时让步是一明智的选择。但在决定正式宣布以前，英国还有必要得到美国的支持。于是在次日，洛西恩奉命向美国通报了内阁的决定。赫尔对英国的困难处境表示理解，同时指出，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英国对日妥协，美国将有点遗憾，但不表示异议，因为美国在远东无力给英国以实际的军事支持。美国的理解态度坚定了英国政府对日让步的想法。
    中国方面在了解到英国内阁的初步决定后，立即与英国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7月12日，郭泰祺大使拜访外长哈里法克斯， 重申滇缅公路的通畅对于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并分析了封闭该公路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哈里法克斯则答复说：“目前，英国人民正为生存而战，（德国）对英国本土的攻击随时都会发生。我相信，蒋介石委员长不会不理解英国的处境，即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能避免树敌，我们就不会去增加自己的敌人。”（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2页。 ）这实际上是回绝了中方继续保持滇缅公路通畅的要求。
    7月17日，在美国的默许下，英国政府不顾来自中国的强烈反对，与日本达成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规定“英国政府，本年7月18日以后三个月间，禁止武器、弹药及铁路材料通过缅甸运输。 ……日本官员为使本禁运有效起见，关于应采取的措施，与英国官员保持密切联系。”（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分册下卷），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英日之间关于该协定的秘密备忘录还规定：“此段时间结束后，英国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延长这种封闭。”（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 1937 -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andtheOriginsof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0页。）但备忘录只向美国作了通报。
    滇缅公路的封闭，断绝了抗战最艰苦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通道，切断了中国军民急需的各种物资供应。英国政府这种损人利己的举动，不但违背了国联曾多次做出的不得削弱中国抵抗力量的决议，而且使中英关系迅速恶化。中国的官方和民间对此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7 月15日，郭泰祺大使以国民政府名义向英国递交了书面抗议。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业对日本之压力竟表示屈服，并接受其无理要求，……此种举动，不独极不友谊，且属违法；……英国政府再三宣称对华政策决不变更，而现在所采步骤，无论如何，断难认为与其所称之政策相符合。”（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7月17 日。）25日，《群众》杂志发表社论说：“英国对日寇这个助桀为虐的协定，不管以后是不是可以改变，但从当前看来，分明是在帮助日寇、迫胁中国投降的。……这种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行为，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慨，引起了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愤慨！”（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第二分册下卷），第135～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英国在滇缅公路问题上的对日妥协，是“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来英国在远东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的又一延续。自30年代以来，英国对日本在远东的军事行动一直采取忍让与妥协态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远东的防卫力量比较虚弱；二战爆发后英国陷入欧洲战场而无力自拔；美国又始终不承诺在远东给英国以足够军事支持。这样，为确保远东殖民地的安全，英国只得拼命安抚日本。在这种远东政策总体目标下的英国对华政策因此表现出它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西方列强中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英国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的抗战，以维护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另一方面，又力求与日本保持“友谊”，以图在日本全面侵华的新形势下，保全其在华投资的权益，乃至保全其在远东地区殖民地的安全。当英国追求的双重目标发生矛盾时，它必然陷入困境，滇缅公路危机就是这样引发的。在二者无法兼顾、非此即彼的选择面前，英国最终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从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个远东政策的总体目标出发，不惜牺牲中国的权益，与日本达成了妥协。
    然而，英国的这一次妥协行动，无疑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日本因此更不把英国放在眼中，并最后下定了南进的决心。正如当时的日本驻英大使重光葵所说：英国的行动，“对日本来说，是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好机会。”（注：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第177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