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滇缅公路封闭后，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对此进行解释，说英国的目的是“希望在此时间内，可以觅致一种公允之解决办法，使双方均可自由接受。”（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7月20日。）也就是说， 在滇缅公路封闭的三个月时间内，英国准备出面组织中日之间的停战谈判，进而缔结全面解决远东危机的远东和平协定。然而，无论从英国政府内部的意见还是从远东的战局形势来看，达成远东和平协定的希望都很渺茫。
    对于英国是否该出面组织和谈问题，政府内部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以外交部为代表，主张通过对日妥协来达成和平协定。外交部的官员认为：“彻底打败日本只能由一个头等国家参加战争才能实现，由我们承担这项重任是不明智的”，为此，英国必须通过妥协来寻求和平协定的达成，而“要使日本坐到谈判桌前，需要特殊的诱因，这些诱因将是政治、经济，而且最可能是财政性质的。”（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 - 1941》（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acific War,A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7页。）另一种意见以丘吉尔和殖民部官员为代表， 他们反对任何和平协定的达成。虽然丘吉尔在议会中表示将致力于中日和谈，但那只不过是口头辞令而已，他的真实意图可以从7月20 日致哈里法克斯的电报中看出来。他说：“关于中日之间达成全面的、公允的和体面的和平一事，你是否认为我们不必操之过急？……这不仅无助于我们解决滇缅公路的难题，反而使它愈加糟糕。我认为，让日本人摆脱他们现在所纠缠的事，对我们是不利的。把这件事搁置一个来月，看一看情况如何，岂非善策？”（注：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二卷下部，第四分册，第959页，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殖民部官员支持丘吉尔的看法，认为中日战争的延续会使日本无力南进，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威胁到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安全。
    两派之间争论不休，因而直到滇缅公路封闭了一个半月后，英国政府才极不情愿地出面组织中日间的和平谈判。遗憾的是，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对于英国的和谈建议都反应冷淡。
    郭泰祺大使代表中国政府明确回绝了英方的和谈建议，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如同英王陛下政府首相所表明的对希特勒的态度一样。自从1931年日本政府被陆军部控制以来，我们就没有过和谈的念头。我担心的是，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都将不可避免地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注：彼得·劳：《大不列颠与太平洋战争的起源：英国东亚政策研究1937-1941》（Peter Lowe,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ginsofthePacificWar, AStudy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sia 1937-1941），牛津1977年版，第152页。）从日本方面看，它在中国战场上只想速战速决，从未想到通过和谈结束战争。滇缅公路封闭后，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发动了一轮新的攻势，9月初又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达成日军进驻其北部的协议， 南进意图已昭然若揭。这种情况下，日本更不愿意讨论和谈问题。当9 月中旬英国向日本提出缔结远东和平协定的建议时，外相松冈洋布推诿说：日本正努力同汪精卫政府达成一个协定，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全面和平；同时，日本还在尽最大努力通过一个中国的中间人与蒋介石达成谅解。（注：卢埃琳·伍德沃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Llewellyn Woodwa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卷，伦敦1971年版，第107页。 ）松冈没有明确日本将采取的任何有效步骤，甚至还指责英国未能给日本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日本方面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了英国的和谈要求。这样，英国在封闭滇缅公路时所宣称的将努力促成远东和平协定达成的计划正式宣告破产。
    与此同时，远东及整个国际形势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日本加入了轴心国的阵营，欧、亚法西斯开始合流，英国成为日本的直接打击对象，这迫使英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远东政策，而滇缅公路的重开已成为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为从东西两面牵制英国，德国早就有意与日本结盟，但日本的反应一直不太积极。1940年上半年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暂时胜利，使日本对于结盟顿时热心起来，日本国内为此流传着“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说法。日本的意图是：在这场战争未决胜负之前与德国结盟，以使德国在战后能尊重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并与德国一同瓜分英、法等国在全球的殖民地。共同的野心使欧、亚法西斯国家一拍即合。1940年9 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订。根据条约规定，德日意三国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显然，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状态的英国自然也是日本的敌人，成为日本的直接打击对象。次日，日本外务省便确定了直接针对英国的外交政策纲要，声称将“利用英国通过滇缅公路供应物资援助蒋介石为借口，还利用我们推说不能容忍在新加坡的英国武装力量威胁东方和平这种局面作为借口，日本要求所有的英国军队撤出太平洋，如果英国拒绝这项要求，就发动战争。”（注：斯米尔诺夫、伊扎采夫：《东京审判》，第387页，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可见， 日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在远东向英国宣战。
    日本加入三国同盟及其对英国的军事威胁，使英国人又气又恼。克莱琪认为，日本的行动，无疑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从背后刺了一刀”；外交部官员班纳特指出，三国盟约的订立，增强了英国对日采取强硬政策的必要性；丘吉尔更是大为恼火，声称将对日本采取同等的报复行动。此时，英国政府已认识到，在新形势下，远东的和平已难维持，与日交战已是早晚的事，因而决定对日采取强硬立场，而当务之急是重开滇缅公路，这一方面可以表明英国的不妥协态度，另一方面可以在未来与日交战时赢得中国的支持。在做出正式决定前，英国向美国表明了态度，并试图得到美国支持的保证。洛西恩奉命询问赫尔，一旦英国因重开滇缅公路而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将持何种态度。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三个法西斯国家结盟后，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已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威胁，美国国内的民意开始发生变化，要求政府支持各国反法西斯斗争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对政府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政府为此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立场。针对英国的询问，赫尔答复说：美国一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考虑增加对日禁运物资的范围，继续反对日本的侵略行动，同时强烈希望滇缅公路重开；一旦英日发生冲突，美国将利用尽可能的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来支持英国。美国的表态使英国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从而最终下定了重开滇缅公路的决心。
    当然，滇缅公路封闭，特别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来自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及其压力也是促成滇缅公路重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早在7月28日，蒋介石就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 内称：“余深信在阁下总理任内，中国利益决不致被牺牲，因阁下对我人抗战之真谤，较任何人尤为明晰。……惟有中国战胜并保持其独立，英国远东利益方能保存。故余迫切声请阁下，为贵我双方利益计，从速恢复缅甸运输路线。”（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第116页，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9月13日， 郭泰祺大使再访英国外务次长贾德干，“促请重开滇缅公路”；贾德干答复说：“日本态度益使英感觉改善英日关系之困难，同时亦即促中英接近之合作”，一旦欧洲战局有所缓解，则“缅路亦可望重开也。”（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 第117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而在三国同盟订立、 英日冲突无法避免时，英国最终做出了顺应中方要求的决定。
    10月3日， 战时内阁通过一项决定：滇缅公路封闭三个月期满后将重新开放，同时将这一决定分别电告了美国和中国。10月8日， 丘吉尔在议会下院报告战争局势时，宣布了该决定。丘吉尔称：“三个月前，吾人被请封滇缅路。当时吾人允其所请，盖吾人愿以机会给予中日两国政府，藉使两国对其长期而残忍之斗争，获得公正而平等之解决。不幸此目的并未达成，反之日本征服中国民族之长期战争，仍在进行之中，且更因而引起种种祸端。……在此种情形下，英国政府仍履行此项协定至期满之日为止。10月18日以后，英政府则认为此约已无续订之必要。”（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10月10日。）当天，克莱琪将该决定向日本政府作了通报，日本表示强烈抗议。10月18日，滇缅公路在封闭了三个月以后重新开放，滇缅公路危机就此结束。日本随即对滇缅公路进行轰炸，英国与日本在远东正式交战。
    英国重开滇缅公路的举动，受到中国方面的热烈欢迎。10月9日，蒋介石在给丘吉尔的信中表示：“顷读阁下在国会演词，指斥三月以来，日本对华暴行有增无已，中国民族痛苦日深，因而决定恢复滇缅路之一切运输，中正闻之，欣慰无量。”（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三编：战时外交--中英关系》， 第118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 ）《中央日报》在滇缅公路重开的当天发表社论说：“英国开放滇缅路，足见英国当局对于目前欧亚两洲战事的性质，已有极明确之认识。……今天我们趁着英国正式开放滇缅路的机会，……表示欣慰。”（注：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10月18日。）
    作为英国方面一种亡羊补牢的举动，滇缅公路的重开，有利于中国的抗战，同时也使得本已恶化的中英关系开始走出低谷，并向正常、良好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决定的做出，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英日战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英国调整远东政策的一种必然结果。
    滇缅公路危机是二战期间远东地区英、日、中之间的一次军事和外交冲突，也是严重影响到中英关系正常发展的一次恶性事件。英国在处理这场危机时，总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并充分听取美国的意见，而极少顾及，甚至完全不顾中国的权益。英国的这种作法充分体现了一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而极少讲求道义的现实主义外交原则，这种外交原则一直贯穿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国对华政策中，因而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中英关系难以有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