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晚清时期才开始筹建和发展海军，历经曲折，冲过重重困难和阻力，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总算建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和一定实力的海军舰队。遥想当年，在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然数年之间，竟樯橹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故垒萧杀大树凋，高衙依旧俯寒潮”的一片凄惨景象。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意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思索。
    一、交臂失之的历史机遇
    中国着手造船和筹划创建海军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时较晚，是否前此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呢？回答是否定的。
    事实上，早在20几年以前，历史便向中国提供了发展海军的机遇。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开始使中国人知道了海军之为何物。当时的中国人把这次战争看作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或称为“古今一大变局”。〔2〕确实，这次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震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固是大害，然大害之所在亦即大利之所在。“以中国益远人，大害也；以远人助中国，大利也。”“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3 〕其关键在于“得其道而顺用之”。〔4〕因此，船坚炮利虽为敌人之“长技”， 也不是不可以转为我之“长技”的。尽管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在当时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在中国近代，林则徐是最早一位主张学习西洋“长技”并付诸实践的先进中国人，鉴于中国师船与英国战船相比，有多方面的差距：（一）其大不如英船，中国师船最大者尚不及英船之半；（二）其坚不如英船，中国师船用杉木制造，与英船用全条番木，大铜钉合成，内外夹以厚板，船旁及底包以铜片，完全不能相比；（三）其炮不及英船多且利。故中国师船之造价仅为英船之二三十分之一，由此也可见总体上其差距之大了。林则徐承认这种差距，承认“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并认为到外海作战，“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5〕为此，他不仅购买了一艘1000吨级的西船和一艘小火轮〔6〕，而且还开始了仿造西船的试验。
    林则徐之所以热中于仿造西船，是因为在他看来，要战胜英国侵略者，就必须敌得过英军所恃的船坚炮利，使其长技亦为中国之长技。他指出：“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他还向朝廷建议，以粤海关之关税十分之一制造船炮，则制敌必可裕如。不料此举竟遭到道光皇帝的严厉斥责。直到罢职之后，他仍然认为，建立船炮水军是战胜英国侵略者的必要措施。并且坚信：“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7 〕他在这里所说的“船炮水军”，实际上指的就是近代海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倡建西式海军之第一人。他的建立“船炮水军”的计划虽未实现，但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中国东南沿海几省、特别是广东，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应之，纷纷开始了仿造西船的试验。但是，限于财力和造船水平，这些新造的战船，不是不能出洋，“仅可备内河缉捕之用”，就是“虽可驾驶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坚致，亦难御敌”；惟有绅士潘仕成捐造的一艘，“仿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调拨水师营弁兵驾驶，逐日演放大炮，……轰击甚为得力。”〔8〕其后， 又照此船加长，工料照旧，续造新船一艘。并且还计划照新船再造两艘。这种新造战船，船身长13丈有余，两层安炮，共40位，分列子母炮数十杆，可容300余人。〔9〕当时，西方海军还处于帆舰向蒸气舰过渡的阶段，战舰仍以帆舰为主，大致分大、中、小三种型制，而潘仕成所造的新船类于西式中型帆舰。与此同时，晋江人丁拱辰还在研究蒸气机的原理和进行仿造轮船的试验。当然，中国那时还不具备制造轮船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仿造轮船不可能成功，但若能加大仿造西式帆舰的投入和力度，建成像林则徐所构想的那样一支“船炮水军”，以有助于抗御英国侵略者的海上骚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几番反复，时而主战，时而主抚，他曾经驳回了林则徐关于制造坚厚战船的上奏，孰料后来竟对一名不得志的书生的造船建议大感兴趣。这名书生就是安庆府监生方熊飞，他的一份请造战船的禀呈不知怎样递到了道光皇帝的手中。此禀开头即开门见山地指出：“英夷犯顺，荼毒生灵，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与之水战耳。”认为“战船一造，即操必胜之权”。并最后强调：“长治久安，在此一举！”〔10〕此时正值英舰再次北犯定海，继而攻陷上海，道光皇帝由主抚而被迫抵抗，正所谓临急抱佛脚，即饬令将方熊飞原呈抄给靖逆将军奕山等阅看，并谕其“悉心体访”，查明何种船式“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此前不久，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在黄埔参观两艘美国中型帆舰，并绘得该舰的制造船样。这确实开阔了奕山等人的眼界。他在复奏中称：“该夷恃其船坚炮利，因我师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所以肆行无忌。”〔11〕并决定不惜重费，取料坚实，先造“大号战船”30只。奕山计划建造的“大号战船”，就是以潘仕成所仿造的中型西式帆舰为基础，加以改进，以弥补其“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12〕之缺陷。虽然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此项大规模“全仿夷船”的计划因之搁浅，但这件事本身说明，只要清政府能够下定决心，当时仿造西船和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有实现的可能的。
    与奕山仅着眼于仿造西船不同，魏源则发展了林则徐关于创建“船炮水军”的构想，不但建议设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而且特别强调募练新式水师的必要性。他指出：“舟舰缮矣，必练水师。”〔13〕通过募练，新建水师之兵皆选其有胆者且能掌握各种海上作战的技能，“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14〕根据他的设想，此计划可先在粤省实施，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15〕魏源为晚清海军所绘制的这幅规划图，确实是够宏伟的，而且绝非没有实施的条件，然而奕山奉圣谕制定的造船计划尚且中止实行，他的建言只能束之高阁而付诸尘封了。
    不难看出，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具有双重的作用，既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千古变局，也带来了不世之机。就是说，只要得其道而顺用之，便可变大害为大利，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契机。这也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大好历史机遇。令人痛惜的是，中国当时没有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反而任其失之交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