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三十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进入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木制帆舰渐为蒸气铁舰所替代，滑膛炮也为线膛炮所更替。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国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气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从世界范围看，海军的发展已跃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反观中国：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先进的中国人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建议仿造西船和创设海军。然而，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西洋的“长技”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中国的“师夷”却未真正付诸行动。本来，中国在武器装备上就比西方国家落后很多，而在这近20年中却毫无作为，一切依旧，原已存在的同西方的差距更为扩大了。这样，中国的海防不但没有得到丝毫加强，反而形势愈来愈严峻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中国的全面海防危机，东南万里海疆已无任何保障可言。外国军舰竟任意游弋于中国海口，甚至深入内河，攻打要塞炮台和城池，强迫订立城下之盟，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太平，我大好神州几乎国将不国！没有巩固的海防就谈不上国防，也就谈不上中国的自立和自强，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教训所在。面对列强的欺凌，许多朝野人士深感创巨痛深，拍案而起，大力鼓吹制洋器和采西学，从而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从理论推向了实践。
    起初，中国人仍抱着20年前的旧观念，完全不了解轮船是近代工业的产物。时代前进了20年，以西方海军的情况而言，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海军还主要是由帆舰组成的话，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则是以蒸气舰为主，帆舰基本上被淘汰了。下面的一份第一、第二两次大沽口之战英国舰队的舰类组成表，便很能说明问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清楚，制造轮船必须依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技术，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产生不出近代海军来的。所以，他们把制造轮船看得十分简单，以为用手工匠人依样画葫芦地仿造，不出一两年便可成功。于是，到60年代初，曾国藩在安庆，左宗棠在杭州，分别着手仿造轮船。他们的仿造轮船工作，还基本上是属于试验性质的。不过，他们却由此意识到，制造轮船而不引进机器生产技术，确实是不行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经过多次徘徊和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终于发生了观念的转变。
    观念的更新给中国的造船事业带来了发展的起点，李鸿章到上海后，参观外国军舰，“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声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16〕1865年，他办起了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7月，制造总局所造的轮船下水，一月后竣工，命名为“恬吉”。这是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能够航行于大洋的轮船。自从江南制造总局开始造船，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才有了自己的开端。
    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福州船政局成立，成为中国近代创设的第一个造船企业。左宗棠认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17〕在他的主持下，福州船政局于1866年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延聘洋员必先订立合同，对其职责、赏罚、进退、薪金、路费等皆有明文规定，既以示信，亦便遵守，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福州船政局不仅办厂造船，而且设立专门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驾驶人才。1869年6月， 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下水。9月，“万年清”出大洋试航成功，非常鼓舞人心，也为后来造船积累了经验。
    福州船政局本身就是清政府在某些方面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结果。从此，它成为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自“万年清”开始，它在5 年之内造出了15艘轮船。不过，这些轮船都是在洋员主持下建造的。1874年，洋员合同期满辞离后，造船工作非但不曾停止，反而有所发展，在短短的8年内连上三个新台阶：1876年3月，“艺新”轮下水。这是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外洋轮船，开中国近代自造外洋轮船之先河。1877年5月，“威远”轮下水。这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铁胁兵轮，惟所用轮机尚是从国外购进的新式卧机。翌年6 月下水的第二艘铁胁轮船“超武”，便全行自制，其“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造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1883年1月，“开济”轮下水。 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巡海快船，全船吨载220吨，配以新式2400马力康邦卧机，其“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18〕从只能制造几百吨的低速木质炮船发展到自造2000吨级的巡海快船，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中国之大批生产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从1869年到1894年的25年间，闽局共造各式舰船34艘，其中的11艘先后拨给了北洋海军。故有人称闽局之创设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确实，无论在中国造船史上还是在中国海军史上，闽局的成立都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
    对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人才是办不起来的，福州船政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设厂与办学并重。左宗棠说得好：“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19〕沈葆桢也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20〕实践证明，船政学堂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教学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最早的海军人才，其毕业生后来多数成为晚清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当时，既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自学成才者；各舰管带、大副、二副多有船生担任的，如船生出身的杨用霖后来升至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跻身于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之列。在大力培养和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选派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如邓世昌等多次利用出国接船的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大有进益。闽局曾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78人，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即其中之佼佼者。此外，还分四批派出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多半转入海军任职。同时，清政府也重视从国外聘请技术人才。洋员主要担任教习、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中多数人克尽厥职，卓有劳绩。这种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应该说是成效颇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