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机遇丧失百年后的反思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中国并不是没有发展海军并把海军搞上去的机会，然而对于这种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是交臂失之，就是没有真正抓住。及至机遇丧失之后再去追逐，业已望尘莫及了。历史是公正的，它将机遇赋予了中国，问题是中国人自己让机遇轻易地逝去。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其原因非止一端，举其要者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所产生的持久消极影响，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在国人的头脑中一时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存在戒心甚至抵触情绪，从而制约了海军的顺利发展。应该看到，当时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并不是自觉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师夷”之说，而直到60年代才开始将其付诸实施，已经耽误了20年之久。即使到60年代以后，反对“师夷”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些人声称：“师事夷人，可耻孰甚？”“我不可效日本覆辙”，“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26〕他们死抱住老皇历不放，认为引进机器万万要不得，理由是：“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朝自开创以来，与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轮船、机器自若也，何康熙时不准西洋轮船数只近岸，彼即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27〕所以，“师夷”的活动每推进一步，都要排除多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例如，造船是如此，购买铁甲船是如此，其他发展海军的举措也无不如此。正由于此，海军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相当困难的。
    其二，清政府之创设海军，是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步的，而近代化作为一次宏大的社会改革，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非靠某种枝节或局部的改革措施即可奏其功的。60年代初，冯桂芬提出了“鉴诸国”的主张，并对此解释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8〕“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句著名的话，便成为后来“中本西末”说之张本。在此后长达几30年的时间里，“中本西末”说一直成为“师夷”的指导思想。〔29〕李鸿章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30〕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31〕按照这种本末观的要求，中国的“师夷”只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和发展生产力，绝不去触动旧的生产关系，反而要坚决维护这种生产关系及其“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上层建筑。这样，“师夷”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缺乏实现目的的切实手段，目的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实现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改革长期滞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始终未能进一步深化下去，较之同时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差一个层次的根本原因所在。海军作为“师夷”的一项突出成果，本是一个新的军种，而其编成却基本上是湘淮军制的翻版。海军各舰队皆由驻地的封疆大吏来支配，长期未能中央化。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成立，试图掌握“统辖画一之权”〔32〕，终未奏效。正如一位外国海军人士指出：中国海军“有明明缺陷者，则以新法而参旧制也。”又说：“惜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各军为一队。”〔33〕其结果，一遇战争，弊端尽露。“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致军心不能画一”；“船坞局厂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所以难行。”〔34〕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甲午战后有位海军将领检讨失败原因说：“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35〕诚哉斯言！
    其三，腐败现象在海军内部滋生蔓延，严重地影响了海军的正常成长，也毁坏了海军本身。晚清海军在其创办前期还是颇有朝气的，操练抓得很紧，纪律也较严格。中法战争后，远东形势表面上趋于缓和，当权者陶醉于和平环境，曾经有过的一点忧患意识迅速消失，文恬武嬉起来。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也认为武夫难拘绳墨，和平时期纪律不必苛求。到90年代初，纪律“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新添水手也不严格训练，“皆仿绿营气习，临时招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派拨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已伤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实战观念淡漠了，训练也逐渐流于形式。有的海军将领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兵勇练惯，及临敌时命中自难。”原先的朝气完全消磨净尽了。世人很少知道，“致远”舰之沉原来与缺少合用的截堵水门橡皮有关，战前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请求更换而未成，“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弹药供应问题尤为突出，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暗做手脚，以假冒真。将领们无不为之痛心疾首，气愤地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36〕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弹中敌舰而不爆炸。海战中日本军舰多艘中弹累累，甚至有被弹穿甲板而落入机器舱者，却无一艘爆炸沉没，其奥秘究竟在哪里？应该说，这不是日本海军创造了海战的奇迹，而是中国海军的腐败帮了敌人的忙。可见，一支腐败的海军是很难克敌制胜的，更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海上之师。
    其四，根深蒂固的虚骄心态和苟安思想，使清朝统治者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甘于落后，是导致海军未能真正搞上去的最根本的原因。历史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一心维护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而不使之改变。因此，在此后的30年内，远东形势相对稳定，这正是中国振兴和发展海军的大好时机。日本就在这个时候搞起了明治维新，并且倾其全力去发展海军。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恰恰相反，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得过且过，以致错过了这次稍纵即逝的机遇。几十年来，列强每次从海上入侵之后，清朝统治者几乎每次都要表一番大治海军的决心，而且信誓旦旦，决心似乎十足。然而，过不了多久，决心总是被丢诸脑后了。特别是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更可以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大肆挥霍。为了享乐，她大修殿宇亭台，不仅多次举借外债，而且以“挪拨”、“划拨”、“挪垫”等名义占用海防经费，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仅用这笔经费，起码也可再建像北洋海军这样规模的一支舰队。〔37〕当时正是海军舰炮更新换代的又一个时期，“外洋之舰日新月异，所用之炮多系新式快炮”〔38〕，而从1888年后，清政府不再添置一艘新舰，也不更新一门火炮。战前丁汝昌请求在主要战舰上安置新式快炮，仅需银60余万两，却以无款可拨而驳。可见，从根本上说，海军的由兴而衰完全是清朝统治者自毁海上长城。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永远认真记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