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上述种种方面的积极努力，中国人终于敲开了进入世界海军国家行列的大门。1871年4月10日， 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英桂所上报的《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并先已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闽浙水师（或称福建海军）--的成立。10年之后，即1881年冬，北洋已拥有快船、炮船、练船等13艘，初具规模。于是，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以纵3尺、横4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这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旗。其后，北洋海军继续扩建。直到1888年10月3日，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始告正式成军。按北洋海军编制，有铁甲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船1艘，计25艘，36708吨。在这些舰船中，主要舰只都只购自英、德两国。 当时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从国外购进一些新式舰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清政府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从英、德订造的7艘战舰，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主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 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使各国皆刮目相待。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30年，历史再次向中国提供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当时中国的决策者，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抓住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30年中，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二者是并存的。所谓挑战，从国外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一是东邻日本。前者早已存在，可暂置不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最主要的挑战者。本来，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海军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建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 其装备质量反倒超过了北洋海军。对于日本虎视眈眈的挑战，一些有识之士也曾不断发出防患未然的呼吁。然而，当权者却缺乏危机意识，不肯认真面对和全力迎接这一关乎民族命运的挑战。1895年北洋海军被全歼于威海卫港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甲午战前的30年，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30年。中国似乎抓住了这一机遇，在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就。问题是中国当权者回避挑战以求苟安，致使已经取得的海军建设成就一旦化为灰烬。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这30年并未真正抓住机遇，相反，倒是再一次错过了这一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
    三、机遇逝后力不从心的追逐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威海刘公岛前， 使中国海军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有识之士30年来为创建海军所付出的巨大辛劳和努力，竟一旦付诸东流！那末，中国还有没有再次发展海军的机会呢？
    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时，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之中，清政府也还存有重整海军之念，并计划筹借洋款购船，以备海洋御敌之用。但这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何况时已至今，用购买几艘军舰的办法来重整海军，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甲午战争后恢复海军的问题再次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当时，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10年前辞职离华的前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身上，主张聘他来华重整海军。虽时过境迁，终于未果，然琅威理却写了一份条陈，对中国重整海军提出了个人的建议。从琅威理的条陈看，他认为对清朝当权者来说，着重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海军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二是把海军搞上去的决心。只有认识上去了，才有可能下定决心，所以二者又是一致的。他反复强调指出：“中国整理海军，必先有一不拔之基，以垂久远，立定主意，一气贯注到底，不至朝令夕更。”“设立海军，当先定主意，或志在自守，或志在复仇，主意一定，即不可移易。”〔21〕也确实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琅威理以其在中国海军的长期经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然而，清政府却以巨款难筹，暂不遽复海军名目。其实，按琅威理的方案，不过每年筹款1000万两造船，这自然是个大数目，但与甲午赔款相比，尚不足一个零头。可见还是一个决心问题。不过，此番即使有决心采纳琅威理的建议，客观环境恐亦难容许。因为不久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军港的高潮，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业被侵占殆尽，已找不到一个海军停泊的基地，还谈什么重整海军！加以在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新从国外购进的6艘舰艇遭到联军劫掠，更如雪上加霜，彻底一蹶难振了。
    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之间扩充海军的竞赛日趋激烈。对比中国的现状，怎能不令究心海防者痛心疾首？他们介绍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进行探讨，逐渐引起了国人再次对海军问题的极大关注。1905年1月，两江总督周馥终于正式奏请兴复海军， 提出了分两步发展海军的方案：第一步，先统一南北洋海军，定一军两镇之制；第二步，相机扩充办理。翌年，在“预备立宪”的推动下，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下设练兵处，负责海军发展规划。1907年5月， 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起草海军发展规划，按“急就”和“分年”的思路草拟了三个方案。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分年”的第二方案，计划在12年内，分四期以7400万两购备新舰30艘，其中包括12000吨级一等战斗舰2艘、8000吨级二等战斗舰2艘、7000吨级三等战斗舰2艘、6000吨级一等装甲巡洋舰4艘等等，加上原来已有之新旧舰艇，共可达到47艘，计120000吨；并以2200万两为军港、船厂、船坞等修建之经费，2400万两为军员分途造育之经费。合计兴办经费为1亿2千万两。〔22〕此项“十二年计划”，与琅威理的“复仇”方案相比，不仅规模更大，气魄也更为恢弘。然而，它却将当道者吓住了，不敢问津。姚锡光不禁感慨系之曰：“中国海疆万里，至乃求十万吨军舰而不得，其能无流涕长太息耶！”〔23〕
    到1909年，清政府经过数年的徘徊，始做出兴复海军的决定。是年2月19日，清廷发布上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24 〕并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制定海军发展七年规划（1909-1915）。规定：“以七年为限，各洋舰队均须一律成立。”〔25〕根据“七年规划”，从第三到第七年添造各洋头等战舰8艘、各等巡洋舰20余艘， 是很难办到的。因为经费预算与应办事项所需费用相差悬殊，如奏定购船经费才1650万两，而仅以计划订造8艘头等战舰而论，便需银6400万两， 刚够订造2艘的花销。 且不说不久武昌起义的枪声中断了“七年规划”的实施，即使尚假以时日，由于内外形势及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个发展海军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机遇并不是常有的。错过了历史机遇，等机遇逝后再去追逐，必然是力不从心、徒劳无功的。甲午战后提出的几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计划，不是难以实施，就是中途夭折，便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