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股款处理
    川汉铁路的股款牵涉到保路运动的起因等相关问题，美国学者周锡瑞（J.W.Esherick）在其《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一书中认为，“四川公司一方把自己的大部分金钱储存在上海钱庄，卷进了一九一零年的橡胶投机。那些钱庄倒闭时，钱丢了，而中央政府拒绝补偿四川公司那些股份。假如政府偿还了那些在投机中损失的钱的话，四川绅士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们的抗议文件，就隐约包含了这个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议是在爱国主义和反对外债的辞藻中暗示出来的。”[13]（P108～109）此文提出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真正原因，并非史学界主流认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所驱使。张克宏的《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对于以往学者认为川变由铁路国有的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盛宣怀参与策划的铁路国有政策并不是四川保路运动的导火线。四川保路运动兴起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是盛宣怀在四国借款合同上的正式签字。”[14]（P70～77）他的这一观点切合当时实际，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川民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当得知路款相应问题时，才一片哗然，誓死不从。钟穗的《川汉铁路特别股东会析论》一文认为，在宣布铁路国有时，股东只求照数归还路款，并没有反对铁路国有政策，但清政府拒还已用款项，还以“国家股票”方式夺取现存路款，于是股东针对政府与四国银行的借债合同提出了拒债破约[15]（P136～144）。川汉铁路股款问题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保路运动发生的根源。由于清政府对股款采取不当措施，而导致保路运动的发生，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3.邮传部尚书盛宣怀
    铁路国有政策的制定颁布、四国借款合同的签字、处理川汉铁路路款、镇压川变等一系列与保路运动相关事件，盛宣怀都参与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成为研究保路运动当中的重点人物。刘恩格的《辛亥革命与盛宣怀》一文认为铁路国有政策是在盛宣怀主持下的卖国政策，并且劫夺路款以饱私囊；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他采取唆使爪牙收集情报、严惩为首者、打进内部分化瓦解、武力镇压等卑鄙手段，是十恶不赦的魁首，一无是处[16]（P82～91）。张克宏之文《盛宣怀与四川保路运动》对盛宣怀和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铁路国有政策的策划和制定过程当中盛宣怀主动积极是因为：一与其身为清王朝的阁臣密切相关，二与其官阶升至最高点息息相关，三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派别的相互倾轧不可分割[14]（P70～77）。对于保路运动，他却采取镇压，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受到唾弃。对于四国银行的借款合同，萧功秦在《清末“保路运动的再反思”》中认为盛宣怀付出了相当心血，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与四国银行谈判中，发挥了讨价还价的经商谈判才能[6]（P1～13）。盛宣怀签订的借款合同与之前张之洞与三国银行签订的草约和之后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订的善后大借款相比，其条件都是十分有利的。夏东元的《盛宣怀传》一书在保路运动方面从盛宣怀支持铁路商办到铁路国有的原因，以及如何对待保路运动进行分析，认为他对路权由商办到国有态度转变是因为个人的垄断权，对保路运动做过一些让步，但基本政策不变，用兵镇压的主张不变[17]（P383）。邱永文的《盛怀宣的铁路思想研究》-文认为无论铁路商办还是官办，盛宣怀都是从路权和修路的实效两方面来考虑的[9]（P19～22）。路权就是盛宣怀本人要控制铁路大权，同时也提到他时刻提防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路权，实效就是他建成铁路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盛宣怀是为私的，但在客观上也维护了中国路权并产生良好效果。
    总体来看，保路运动中盛宣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国有政策的颁布方面，因此，拓展领域显得十分必要。
    以上是川汉铁路国有及其牵涉问题的研究状况，从中可知，有关川汉铁路国有、借款合同、盛宣怀等问题如何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值得思考。
    （二）立宪派
    立宪派是四川保路运动前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主要内容涉及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重要人物、立宪派发起保路运动的原因、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等方面。
    1.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重要人物
    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张澜、邓孝可、蒲殿俊、罗纶等。针对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产生过反清思想的论点，康大寿之文《张澜在辛亥保路运动中的政治思想初探》认为“张澜等人领导的股东会议决罢市、罢课，停止上缴捐税乃是群众斗争的迅猛发展所迫，出于万不得已而为，张澜的思想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18]（P32～36）其实，张澜的这种政治思想在四川保路运动立宪派当中有着广泛的存在。康大寿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中，著有《张澜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一次精彩演讲》，主要根据《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相关内容，以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张澜的演讲“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力的鼓舞了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19]（P10～11）。鲜于浩在《邓孝可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中对邓孝可从留学日本到四川军政府成立这段时间参加的保路活动进行阐述，认为邓孝可“对四川保路运动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20]（P85～87）。陈文研究了保路运动中蒲殿俊和罗纶的前前后后，在《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上）》中认为“蒲殿俊留学日本期间就十分关注川汉铁路”[21]（P133～135），《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下）》一文从蒲殿俊任咨议局议长到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再到保路同志会成立，分析了蒲殿俊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22]（P42～44）。《罗纶与保路运动》一文介绍了罗纶参与保路运动的过程[23]（P50～53）。陈文在一系列文章中给予立宪派人士高度的评价。因四川保路运动中大多立宪派领导人都曾留学于日本，赵纯清写有《川籍留日学生与四川保路运动》一文，从川籍留日学生宣传、领导、推动运动，到武装起义进行一一分析，认为“四川留日学生在火热的反清革命斗争中，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24]（P103～107）。谢增寿在《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考》[25]（P62～64）中，对于张澜在保路运动中与赵尔丰首次说理交锋时间在学术界存在的三种不同观点进行考证，得出正确“时间应是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一日（1911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