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有专节谈“官绅间的合作与冲突”。①瞿先生全书的重点并非讲这个问题，限于篇幅，对此也无法展开。其他研究清代士绅以及研究近代基层政权、基层社会的著作，或多或少会涉及官绅关系②，但详为论述者不多，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更少。中山大学收藏有一本同治、光绪年间历任广宁、四会、南海等县知县的杜凤治的日记，其中有大量知县与士绅打交道的记录。本文主要根据这部日记的内容，再参考其他档案、文献，以同治年间广宁县为例，具体地探讨州县官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
    一、知县杜凤治与广宁县的士绅
    先对日记作者作简单介绍：杜凤治，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举人出身，生于嘉庆十八年（1814）年，光绪八年（1882）仍健在，卒年不详。同治壬戌年（1862）大挑二等，加捐知县，遵筹饷例捐双单月不积班选用；同治五年（1866）签掣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当年十月廿四（11月1日）到任，同治七年正月廿六（1868年2月19日）交卸离任；同治九年十月廿七（1870年11月19日）再任广宁知县，次年二月十五（1871年4月14日）调署南海县。第一次任职447天，第二次117天，两任加起来共554天。此后他在广东继续当州县官，直到光绪六年（1880）病辞。③
    杜凤治的日记第一本封面署《望凫馆宦粤日记》，据他自己说，第二本早就失去；以后各本封面所署不尽相同，现共存40本。日记用较草的行书写成，多数写得密密麻麻，阅读颇不易。日记第1、3、4、5、6、16、17、18 等册有他在广宁任职的记录共约55万多字。
    杜凤治在广宁期间的日记没有中断过，平均每日写千字以上。在审讯案件、下乡催粮、缉捕盗匪，以及到省城谒见上司、办事时，甚至在广宁绅士上控、闹考那些非常繁忙、烦心的日子里，他都坚持记日记，往往连续几天都写两三千字。同治六年十二月初二日（1867年12月27日），他同道台在傍晚接见廪生岑鹏飞等人后已近午夜，但当天仍记了3600余字。
    杜凤治精力充沛，记忆力过人。从日记看，几千字在繁忙的公私事务之余一气写成，笔误与涂改不多，且思路清晰，记录详细；举凡与上司、同僚、士绅的对话，处理公务、案件的过程，祭祀祠庙，科举题目，典礼仪式，与他人的争论、矛盾，多详细记述，对公文、信函往往也摘要抄录，日后如发现误记则在两行之间以蝇头小字更正、补充。
    日记记录了大量官员任免、官场内幕、中外交涉、风土人情、物产物价、奇闻逸事等内容，对人对事有闻必录，毫不隐讳。如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和巡抚蒋益澧与杜凤治关系很好，甚至可说是他的后台，但日记仍记下郭祥瑞“为曹冲军糈用一百三十八万余两，难以报销；又传言内有二十万两并非正款，是另外巴结抚台的”④；“藩台库中，巡抚令巡捕往取银，往往无收条子，亦无入帐，至今多不记忆，不特曹冲提用军饷无札子也。今要彻底澄清，抚台不认，为数颇巨，藩台焉能倍（赔）出？”⑤ 蒋益澧被免职离任时广东“绅民”送了很多万民伞、高脚牌，杜在日记中却记下了内情：“抚台每伞一柄赏银五十，牌一面赏银若干，顶马一匹赏十两，余仿此。为此人情趋利若鹜，更多矣！”⑥ 对其他人更是经常有尖刻的评语，如称他的广宁前任曾华溪“可云如木偶，如傀儡，如聋如聩者矣”⑦；称他的四会后任乌廷梧“刻薄性成”，“此人形象极似禽兽，姓亦禽类，又非中国人族，直可以禽兽视之”。⑧ 不过，杜凤治的日记从不发表批评太后、皇帝、朝廷的议论，于此也可见此人精明谨慎之处。
    如此详细的州县官日记不可多见，而近代广东文献散失严重，所以，杜凤治日记对研究清代基层政权以及晚清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当知县是十分劳心劳力的。杜凤治自称到任后“从无一月在署安居”，“偶见猫犬安卧，心实羡之，叹吾不如”；“一官忙促，遂致以先人讳忌，不克亲身一拜”。⑨ 因为日记对他所有活动记载甚详，看来“无片刻闲”确是实情。除了公务和官场应酬外，杜凤治基本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也极少专程的游山玩水。
    尽管抱怨做地方官辛苦，但杜凤治仍做得十分起劲。他的家庭经历太平天国战争已败落不堪，“一门饥寒”，后虽有所改善，又因捐官、选缺，“费用层出，进项毫无”，“贫至不名一钱”。（10） 在日记中他一再提到族内“诸房皆不能振起，待臣举火者实不乏人”，除自己家庭、杜氏家族外，舅族以及前妻、妻子家族亦要接济（11），他还花费巨资为子侄捐官。（12） 当官收入是他维持这十多个家庭生活的来源。
    在第一次到任前，杜凤治已欠了巨额债务。他为赴任借京债4000两，对扣，到手才2000两，还要支付中人劳金等共几十两；先打发家眷回浙江家乡， 后又命人接来广东；路过上海，盘缠已觉不足，又借200两。到广州一个多月后，又借了3300多两；在广东省城等候札委一个来月用去1300多两，仅“各衙门费”就要200两。（13） 这些，全部都要到任后筹还。
    广宁位于广东省中部偏西，西江的支流绥江横贯其间，是一个山区县，以产竹著称。据《广宁县乡土志》载，大约光绪年间，该县“男口十七万有奇，女口十五万有奇”（14）。杜凤治到达广东后，在日记记下：“广宁缺，上游、同寅无不同声说为粤省中上之地”；广东州县多亏累，广宁则无，故被视为佳缺。（15） 按规定，广宁知县每年俸银45两，养廉银600两。（16） 这几百两当然不是知县的主要收入，实际上，“宁邑岁入盈余可及万金”（17）。日记记下了知县一些“常例”与额外的收入，有一次，士绅来谒见时奉上的“贽仪”就有100元。（18） 日记记载，在城内开押店的，初开要送50两“官礼”，另外还得送知县的“到任及节、寿礼”，连州学官康赞修在石狗开设押店，倚仗其弟康国器为广西布政使，一概不送，杜凤治忿忿不平而又无可奈何。（19） 但其他没有大官作后台的店主则是要送的。日记又记载，户房典吏汤新“到任”、“公礼”等欠500两，杜凤治传齐七房典吏，对汤新大加训斥，宣称：“今日要钱亦大声疾呼”，令汤新限期缴清。（20） 于此看来，知县仅从书吏处得到的“常例”收入就很可观。不过，日记关于收入的记载并不多（支出则有详细记录）。
    杜凤治得到的钱并非“纯收入”，因为自己要承担大部分办公费用，仅聘幕客顾小樵统办刑钱两席，每年就要修金千两，另伙食银每月10两，还有几位每年一百到几百两不等的“小席”；还有“家人”三四十人。（21） 这些“家人”多数是协助执行公务的人员，参与警卫、传达、送信、征粮、缉捕、审讯、押解、坐省、坐府（长驻省城、府城办事及打探消息）等事项，往往还是知县监督书吏、衙役的代表。他们都由杜凤治支付报酬。当然，无论幕客还是“家人”，都会利用各种机会牟取额外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