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案件的处理及缉捕盗匪
    广宁县设知县一人、典史一人、学官两人（只管县学的儒生），七房书吏共23名，壮、皂、快三班差役78名。（46） 知县掌管一县的赋役、治安、诉讼、教化、祭祀、考试等各种事务，尽管广宁县只是一字简缺（“疲”），但无论如何，靠一名属官、百余名吏役绝对无法管治这个2400多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的县。虽然书吏、差役实际上的人数要多得多，知县还有私人的幕客班子和参与公务的“家人”队伍，但靠这些人仍不足以使清皇朝的威权深入到广宁县的各乡各村。
    众所周知，清朝依靠保甲、宗族、士绅把封建国家的统治延伸到基层社会。但地保多由庶民充当，地位不高，背后需要绅士的认可与支持。例如，广宁县妙村新招铺无地保，杜凤治就令来见之士绅推荐人选并予以担保。（47） 宗族中，出面应对官府的往往是“族绅”，杜凤治的日记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杜凤治两次任广宁知县，都是到任后即拜会当地士绅首领人物。（48） 尽管在第一次任职时与广宁士绅发生尖锐矛盾，再任前，他也认定广宁“把持衙门”的绅士主要是“举人陈应星、副榜周友元、廪生陈升元、雷凤恒”（49），但再次到任后所拜会的士绅名单也包括了陈应星和陈升元。（50）
    听讼判案是知县一项主要职责，杜凤治在收呈日往往会收到二三十张状纸。对民事案件，他经常下“谕单”“邀公正绅士出来理处”，例如同治六年六月的几个争山案，就下谕单请拔贡龚经贤、生员江汝舟等处理，谕令“如两造不遵，公禀候覆讯”。（51） 龚经贤理处欧、曾两姓争山案，支持曾姓，岁贡生欧钟骏、教职欧春潮不服，向杜凤治投诉，杜乃命龚经贤与二欧“两相见面，妥为圆处了结，勿相徇庇”。（52） 同治九年十一月，讯欧冠麟、梁觐光争山案，欧、梁先分别“经投”绅耆冯绍远、李国达等，杜凤治乃谕冯、李等绅耆“两边开导，劝谕销案”。（53） 同月，对扶溪江昆聘与江清源争山案，杜凤治命当地江姓绅耆理处，判词称“扶溪绅富耆老最多，生长于斯，必能深悉，着秉公查明详禀，以凭复断，抑或两造绅耆均同一本，念切同宗，绅等为公平调处了结，则更简捷”（54）。在审讯一宗陈氏家族继承纠纷案时，杜凤治据“陈姓绅耆众多具呈并到堂供称”作出判决，因为有绅耆的签名具结，日后如有一方翻控，即可以此为理由“概行批斥”。（55） 在上述案件中，虽则谕令理处者“绅耆”并称，但杜凤治日记通常会记下“绅耆”的姓名，他们多数有功名职衔。
    有时甚至人命大案也请士绅调处而不上报。岗边村因赌债纠纷，打死三人，前任知县曾华溪“急欲了事”，委派士绅陈应星、严凤山调处，岗边村允诺出200元，“尸亲”则要求200两“方肯允息”；杜凤治接任后仍默许士绅继续调处， 只是表示：“予不管此，唯待你们十日，为日太多恐干上诘，十日外不息，亦只可代曾官报出矣。”（56） 知县与士绅在摆平这种人命大案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收受贿赂。
    知县没有足够的人员与资源对各种案件都进行调查取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士绅处理，两造不服时再复讯。但知县在复讯时仍不可能很快弄清案情，最后往往还得按照士绅的意见判决。知县最关心的是案件的审结，不要留下麻烦；而士绅就因此从知县处实际上获得了民事（甚至部分刑事）案件的调解、仲裁、初审（甚至审结）的“合法”权力。
    维持地方治安更是要依靠士绅。杜凤治能掌握的武力有限（即使加上临时归其指挥的兵勇），士绅的武力就成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广宁县很多士绅拥有武装，日记中有不少官、绅合作剿匪的记录。同治五年十一月，杜凤治率典史、千总带兵勇剿捕著匪谢单只手，到石狗（在日记有时也作“石苟”）圩文通书院，79岁的生员陈天宠等来谒见，杜“询此书院有团勇四五十名”，乃为石狗圩制定铺户各出人手，与书院勇丁“齐心防捕”的办法，规定“均听书院陈天宠调度”。（57） 同治六年七月初，杜凤治到石狗指挥剿捕另一著匪黄亚水二，程村绅士伍蕃昌、秦崀绅士黄国芳，各带壮勇50名参加，杜凤治又谕令李拔元、严凤山等绅士“同心截拿”。黄国芳等请求借火药铅子，杜凤治即移文四会县守备蔡钊借给。（58）
    日记有不少知县通过团练公局管理、控制基层社会的记载。咸丰年间，广东各地士绅为镇压红兵起义而建立的团练公局，后来逐步演化为常设的基层权力机构，在未设公局的地方，官府也予以倡办。（59） 杜凤治“到任即奉督抚谕令绅士团练”，先令石狗等五地“绅士于紧要处所设局团练，令其缉匪、交匪”。（60） 此事先由副将郑绍忠出面劝办，日记记下杜到石狗时与士绅的对话：“众绅谓无本官谕，如何兴办？予言协台已告我，只要将绅耆名开出，予即发谕。”（61） 可见，尽管郑绍忠品级较杜凤治高，且正在广宁负责军务，但士绅仍认为必须有知县的谕令，办团设局才有合法性。
    此后，杜凤治在各乡发谕单任命团练公局的局董。如在江积，杜凤治接见绅士王继曾等，以王“家本素封，甚有宦兴”，当场就决定以王为局董，并命“将一村绅士名单开来，以便发谕帖与之办（团）”，又令其拟定一抽收竹木排筹集局费的章程。接见生员李桂芬、武生陈余业等人时，以陈余业“尚能说话，似有才能”，当场令其任团首。他到各乡时随身带有设局办团的空白谕单，遇到合适的士绅即时填上。（62） 同治九年杜凤治重任广宁知县时，各乡已基本设立了团练公局。（63） 对尚未设立的春水、石狗，杜凤治也找绅士严凤山等了解“何以无局”的原因，并责成从速建立。（64） 有一次，杜凤治教训局绅：如出了重案，“不但予处分重，汝辈乡绅既有团局，责成亦不轻也”（65）。可见，在维持地方治安方面，实际上形成了知县、局绅分别承担责任的制度。
    知县直接授予士绅以征收局费的“合法”权力，但士绅往往还在授权的范围以外加征。陈应星是仓务局绅士，又是公局局绅，“（在）各乡勒索写捐，抑且大胆在东乡抽茶厘”，“又为勇粮不足，向各渡船、竹木排设法筹派”；仓谷有巨额亏欠，杜凤治认为陈“凭空开销，私肥己橐”；勇于办团缉匪也是为此。（66） 管仓绅士杨廷训、陈应星等，以仓谷亏空，请求抽收渡船、茶客，还要在江谷、东乡等地“设站延请绅士坐办，雇募壮勇扼要抽收”。杜凤治以擅自设卡抽捐违禁，没有批准，但允许他们“仍照旧章”对田户、竹木、土茶、渡船“劝谕捐收”。（67） 不难想象，所谓“劝谕捐收”无非也是强制征收。
    知县主要通过士绅了解“匪情”及尽快作出反应。同治五年十一月，著匪谢单只手率匪三四十人“屡屡拦截过往船只，讹索银物，彰明勒诈”，“又闻有竖旗召众之说”。石狗生员陈天宠、武举李拔元等即通过城居举人陈应星报案。（68） 杜即根据报案亲自率队下乡剿捕。重任广宁知县不久，杜凤治便向陈应星索要“逃往德庆、高要各著匪姓名、乡村，以便行文移缉”。（69） 一个月后，陈应星又主动函报荔洞水曾乡“匪徒”曾连英等三人，请杜密谕该乡绅耆“设法拿获捆交到案，如敢迟延，即治以庇匪通匪之罪”。（70）
    日记中有大量士绅按照杜凤治要求捆送本村、本族盗匪的记载。杜凤治定下各族各乡“捆送”盗匪的人数，达不到数额就要申饬甚至惩处。如同治九年，杜凤治扣押罗洞绅士罗绍安、邹福昌，要求交出著匪罗启始释放，后由陈应星、严凤山担保暂释。（71） 对士绅要求保释的疑犯，只要不是“著匪”，而士绅又出具书面保结，就予以释放。对士绅“捆送”或“保释”的人，杜凤治一般不甚关心证据是否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