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的收入还必须按“常例”与各级上司以及上司的幕客、“家人”分享。如同治六年（1867）九月杜凤治为广宁士绅控案到省城活动，日记记载，“此番来省，各宪门包即不轻，现带六百金来省，罄尽无存”，只得再在广州借二百。（22） 同治七年（1868）二月，杜凤治谒见总督，督署门上可能知道他正碰到麻烦，要求送双份门包，否则不代上手本。杜凤治生气地说：“这向有定例，无增无减，如何忽要双分？我非惜钱，此例安可自我开？且此等事是坐省经手，岂有门上与州县亲自较量的？”（23） 可见，杜凤治认为送门包是符合官场规则的，只是反对额外加收，而且认为门上直接向州县官勒索不成体统。每逢节日、寿丧，杜凤治都要按例送礼给各级上司，其他一些因各种理由到广宁县的文武官员，也要打点，每个月都有多宗。
    杜凤治是个颇有心计的官员。同治六年十月副将郑绍忠招抚盗匪黄亚水二之后，打算把他斩首，找杜凤治商量。杜认为这样做违背了原先免死的承诺，“将来投诚难办矣”；建议杀掉黄亚水二的一些羽翼，把黄带回营中“管束防逸”，“伊已如釜中之鱼，砧上之肉，一二月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寻一事作为违令斩之，更两面俱圆”。（24） 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水火不相容，藩、臬矛盾还直接与处置广宁士绅控案有关。但杜凤治能巧妙地周旋于几个省级上司之间。蒋益澧与杜的座师潘祖荫“深有交谊”，郭祥瑞与杜是乡试同年，一直袒护他，瑞麟对其也有好感，蒋超伯虽视其为对方的人，但杜能设法减低蒋的敌意。杜凤治熟谙官场规矩，细心地编织、维护关系网，在省城一有时间就去拜客；送礼馈赠、问候应酬、书信往还，他都不会疏忽。
    杜凤治在京候选多年，有颇深的人脉。工部左侍郎潘祖荫是其座师，户部左侍郎李鸿藻是其同年，日记中常有致送炭敬、冰敬的记载。（25） 有时， 甚至上司也托他打通北京的关节。肇庆府知府蒋云樵之子军功保举并加捐同知，但名字被搞错，又想加知府衔，乃托杜凤治致函“京友”设法办妥。（26） 肇罗道王澍调任后大计得“卓异”，按定例须引见，吏部应调取，吏部考功清吏司官员致信王澍：如欲免调取，每年需银200两。王澍接信后向杜问清来信者底细，并托杜与“京友”讲价减为百两。（27） 同治十年初，杜凤治得知督抚把自己列为调补广东首县南海知县的候选人，立即写信、送礼到北京疏通活动，终于顺利得到吏部的同意。（28）
    在杜凤治第一次莅任广宁时，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广东学政杜联，是他的同宗、同学、同年。杜联比杜凤治晚一辈，年纪却大十多岁，在日记中杜联被称为“莲翁”（杜联号莲衢），杜联的籍贯是浙江会稽，杜凤治的籍贯是浙江山阴（29） ，两人应是同宗族较疏的亲戚。但杜凤治在京候补时，与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职的杜联结下极深的交情。此前广东学政多数放翰林院编修、检讨之类的中下级京官，最高为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四品），杜联却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出任。学政本是钦差，在省里地位仅在将军、督抚之后，在藩、臬两司之前，杜联是二品大员，可说与督抚相当，且任满回京后还有可能被重用。杜联多次直接过问有关杜凤治的事，督抚、藩臬都不能不给面子。
    相对杜凤治这个“强势”的知县，广宁县的士绅显得较为弱势。
    广东有些县士绅力量非常强大，杜凤治在日记中记下：“顺德甲科最多，官中外者亦多，绅士强大，与绅不睦，真能使你不敢去。”（30） 但广宁县的士绅却没有这样的势力。广宁只有进士1人（杨桂芳，同治七年进士，候选知县， 杜首次任职时仍为举人）、举人4人，这几个人都没有任过实缺， 也没有广宁籍人任级别稍高的京官或外官。据光绪年间的估计，在广宁县的四民中，“士”约1000余人。（31） 广宁县学额是文生员9名、武生员9名。（32） 按照张仲礼的估算方法，假设文生员总数为学额的21倍，武生员为学额的10倍（33），再考虑到咸同以后学额的增加，广宁的文生员应共有200人左右，武生员应有100人左右，在肇庆府学应该还有若干广宁籍的生员，那么，广宁县的文武生员总数应在300人以上。五贡及举人均在这300多名生员中产生，故不必另外计算。广宁每科应试的文童在300-800人之间。（34） 童生一般不被视为“绅”，不过，他们是士绅的候补队伍，通常会唯士绅的马首是瞻。1000余人的数字，大概是贡举、生员与童生的总数。一些捐纳了监生或虚衔者以及有军功功牌者，有可能被列入四民的其他类别，但他们也可以算作绅士。
    对广宁县的“异途”绅士，杜凤治在日记中轻蔑地记下：“咸丰三四年起捐项通融以来，乡曲无赖、僻壤陋夫，无不监生职员矣。一有顶戴，最肯见官，其进退起居礼节，真堪喷饭。名器至是，真不堪也！”（35）“十余金即捐一监生，故不成器人皆充绅士，况红匪闹后六七品功牌亦多，亦自以为绅士。”（36）
    杜凤治在广宁还看到监生称“成均进士”、岁贡生称“岁进士”、举人称“乡进士”的笑话。（37） 在士绅控浮收钱粮案中的重要被告书吏沈荣，亦五品顶带；“为此立伊母生祠请封，门标大夫第”。杜看到沈荣祠堂的“僭妄”，记下感慨：“其体面皆孔方兄所为，在江浙地方，方鄙之不暇，而此间则畏之尊之如大绅士矣！”（38）
    杜凤治对广宁县的士绅首领印象很坏：“广宁绅士，无论举人进士，只要有人送与数钱银，便为出力。”（39） 拔贡何瑞图（后于同治六年中举，不久病故），方志称其“饶智略，兼善青囊之术”，在咸丰四年（1854）红兵起义时曾率领乡勇收复县城（40），但日记中杜凤治在其姓名旁加注：“讼棍，时时上控”（41）；对举人陈应星则记“当秀才时品行不端，中（举）后无事不管，无钱不要”，“一寒士不三年富矣”（42）。杜凤治再任广宁知县时同陈应星关系改善，但仍称陈“为人做到一邑人恨之，一族人恨之，即平日与联手办事之人亦无不忌之恨之，则其为人，概可知矣”（43）。日记中把欠粮的生员周森、罗万钟称为“坐地虎”：“不敢远寸步，万不敢至城，倘至城，为官所得，要如何便如何，毫无能事矣！可笑人也！广宁绅富类如是也。”（44）
    杜凤治两次莅任的告示，都称“学校、征输、听断、缉捕为四要务”。（45） 尽管他心里看不起广宁的士绅，但实施这几项要务，却必须得到士绅的支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