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生动地记下了自己在征收赋税过程中对士绅的各种威胁、惩治手段。
    杜凤治曾发朱谕宣布，到期不完粮便“带差勇临踏各村锁拿严办。如男子避遁，即拿妇女，当场掌责，封禁房屋，将屋中所有估抵粮欠”。（98） 这些威胁的话首先是说给士绅听的，往往也说到做到。同治六年七月在石桥剿捕后，杜凤治召见绅士，先责备其“关门养虎”、“开门揖盗”，然后宣布暂不追究“通匪纵匪”之罪，只要求他们尽快完粮，“如再抗延，情罪更重，势必严拿押追惩办，禀知上宪按律惩办”。（99） 他到永泰村，在公局召见为首绅士廪生岑鹏飞等，要求五日全纳，威胁说：“倘再抗延，必不留脸，即汝廪生亦不得不押追矣！”后又通告“再限三日，新旧全往粮局清纳，如再拖延，拟将勇移扎村中，就便拿人，并烧欠多抗久者房屋，以儆其余”；又威胁要将卢姓祠堂总理监生卢庆韶“带去押追”，后经恳求暂缓，“乃令具限状，三日卢姓粮欠全纳，唯庆韶一人是问，否则将伊收押比追；若零户有不听命者，将其人交出，或领勇指拿”。（100） 后岑鹏飞、卢庆韶藏匿，杜乃将在公局应付、并未欠粮之监生岑鹏冲、岑钟奇带回衙门，威胁说：“如二人不出，你二人亦无归日”；“官二次再到便烧屋矣”。（101） 杜凤治到生员樊树仁、樊树仪家催收欠粮，樊氏兄弟避匿，杜即命官差将樊树仪妻拉出跪讯，并对其大发议论：“秀才如此，乡愚更无论矣。况伊读书，但求上达，倘得一官，而部中绅士皆如伊之不纳粮，此官如何做乎？若不严惩，伊于胡底？”接着命将樊树仪妻“上锁带走”，但考虑到妇人不便带，便“留勇四人在伊家住，令其供饭，必俟树仁、树仪回来带回行辕”；过后又发朱谕：“钟村生员樊树仪、树仁，抗粮躲（匿），无论绅民差勇，有能拿得一名交案者，立时赏洋银二十大元，将二名全行拿交者，赏洋银四十大元，人到即付不误”。（102） 江屯绅士江献图属“大富之家”，欠粮300余两，年底尚未完纳。杜凤治大怒，派家人李福带30名壮勇前往，杜交代说，如不将粮全迄，就把江献图带回，“如无钱并无人，过年不必归县，即在江献图家度岁可也”。（103） 生员欧阳瑞因一块已绝卖过户税契的田地，户房弄错，指为欠粮，被关押一个月，但杜在日记提到此事时满不在乎。（104） 催粮的手段还有不完粮不准演戏酬神、不准收割晚稻等。（105） 前任广宁知县张希京“催粮严酷”，甚至“为催粮，将人家木主锁来押在羁所”，在当日，对士绅来说这是比拘押、责骂更大的侮辱，连杜凤治都觉得太过分。（106）
    杜凤治严厉催粮，首先是为了考成，按清朝制度，州县官到期限欠解钱粮达到一定比例，就会被参革。此外，钱粮征收也与知县利益直接有关。从日记看，杜凤治的财务是公私不分的，征解到省城的钱粮也会临时挪作私用，如果钱粮拖欠，杜凤治的收入就会减少，甚至要赔垫。杜凤治曾坦率地对士绅们说：“钱粮上司催解甚急，予以寒士作官，不能为汝等垫赔”。（107）
    在我们印象中，清朝官吏似乎主要逼迫农民（庶民）纳粮，但在杜凤治日记中，却多是威胁、拘押绅士，很少过问无粮、少粮的庶民。看来，在士绅、官员、朝廷之间，围绕如何分配剥削农民得来的土地收益有不少矛盾，各地情况也有很多差异。
    四、士绅控案及闹考事件
    杜凤治对士绅严厉催征钱粮，处事又不怕损害士绅的“体面”，在他首次到任半年后便引发了广宁士绅的集体反抗。
    同治六年四月，广宁县的士绅到省城布政使司衙门联名上控书吏浮收。出头的是副贡周友元和生员刘骥、何应球等，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以“劣绅刁控，挟制长官，目无法纪”的罪名将上控的广宁士绅代表拘押。巡抚蒋益澧对士绅控案的态度与郭祥瑞一致，道、府均嘱杜“从严办理，切勿姑息”。上控绅士的功名被斥革。六月初，官员再审周友元等，“严讯不供，当将周友元掌嘴十下，跪至日落”。向杜凤治报告消息的“坐省家人”李芳在信中说，“目下各宪实系作主”，建议杜凤治“务要拿人完粮，不可从宽”，也不必给士绅好脸色。（108）
    耆民欧阳俸等具禀请求保释周友元等人，郭祥瑞批示称周等“藉控浮收，私自设局，把持煽惑，从中渔利”，如不严办，将会“相率效尤”，“刁风日长，抗粮之案层见迭出，于通省正赋大有关碍”。（109） 巡抚、署理布政使严厉对待上控的广宁士绅，而没有同时查处杜凤治，除了因为杜有后台外，更重要的还是出于维持官绅、官民的上下关系以及保证钱粮征收的考虑。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浮收是普遍现象。
    广宁士绅虽未预见到在署理布政使处会碰大钉子（周友元是郭祥瑞当主考时录取的副贡），但他们也是有备而来，上控前成立了“革除陋规公局”，筹集上控经费。（110） 杜凤治查获“设局科钱”的单据，周友元也承认“乡间绅富粮户俱给讼费，或一百八十，或一两数钱”。（111） 地位较高的士绅陈应星、陈益元、冯毓熊、杨桂芳等四举人躲在幕后。在周友元等人被押之后，广宁士绅展开了多方营救活动。
    广宁士绅虽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知县，但只要上控成功，知县也就必然受处分。在广宁县城，士绅散发白头帖，攻击杜凤治的幕友顾小樵；省城不久也有了广宁“官幕凌虐绅士”的舆论（112），可见省城的官绅也有同情广宁士绅者。广宁县衙有人“时时外出，与绅士交往，走漏公事”（113）；周友元等虽在羁押所，却仍有办法到巡抚幕客处打探消息。（114） 于此可反映出广宁士绅有一定的活动能量。
    当时，两广总督瑞麟与广东巡抚蒋益澧有矛盾（115），署理布政使郭祥瑞与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更是势如水火，督、臬为一派，抚、藩是另一派。广宁士绅利用了这种情况，设法争取到蒋超伯的同情，大概贿赂也起了作用。杜凤治的日记记载，广宁士绅“省中无路不攻，花钱不少。大约承审委员亦受其贿，有意轻纵，此时唯方伯一人严切饬办，余俱宽懈，想若辈打点通矣”。（116） 日记还记下了新任主审此案的发审局坐办、候补知府严伸之收受广宁士绅贿赂1000两，臬台家人田某收800两，臬台本人则收5000两。（117） 今日我们自然无法查证这是否属实，但蒋超伯的确越来越偏袒周友元等人。主张严办的抚、藩，在同督、臬的互斗中，明显居于下风，案件逐渐出现了有利于广宁士绅的转机。
    杜凤治也没有坐待事态的发展。涉案的书吏沈荣、冯才、冯殿逃走无踪，无论是否出于杜凤治的授意或放纵，也使“浮收”案无法深查。九月初，杜凤治得知“控浮（收）案大翻”、周友元等将被交保释放的消息，而且上控被押者之一何应球的父亲何瑞图当年乡试中了举人（118），九月初十（10月7日）便放下了繁忙的公务动身到省城活动。
    杜凤治先后谒见了各个省级上司，蒋超伯以周友元是副贡，“科钱控浮收亦无大错”，在接见时质问杜“何故与藩台上下如此收拾他？”郭祥瑞则向杜指称臬台得钱，偏袒周友元等，并鼓励杜不要怕蒋超伯，自己和巡抚都会支持他。（119） 蒋益澧在接见时告诉杜凤治，臬台一定要开释周友元等、要把杜撤职，但他认为广宁官员“毫无不对”，“皆是绅士不肖”。（120） 在省城逗留期间，杜凤治与学政杜联见面5次，首次见面杜联即告诉杜凤治，此事对杜凤治“无大紧要”，只是藩、臬作对而已。（121） 杜在谒见瑞麟时感觉总督对自己态度还好（122），心中也就踏实了。
    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曾派委员琨龄到广宁提被控的书吏沈荣、冯才。杜凤治猜测是陈应星“辗转托人进言”的结果。日记称陈应星等“将书院膏火田押去，得银二三百，又各处凑集约千金，思赂委员翻案”。（123） 杜凤治也拉拢琨龄，琨龄收受了杜百元赠款，向杜凤治透露案情进展以及省中大吏关系的各种信息，且明确表示站在杜凤治一边。杜在省城又去拜会琨龄，了解到有关藩、臬矛盾更详细的内幕。（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