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间，传来朝廷派吴棠为钦差大臣来粤查办督抚不和的消息，广东的高层官员担心，钦差到时羁押在省城的广宁士绅继续控告，对双方都不利。经过一番“开导”，周友元等在作出“当日呈控县书浮收钱粮一案，虽事出有因，究属一时冒昧”的具结后取保暂释。（125） 巡抚向杜凤治授意，在书吏中惩办一人，但把主要责任推在出逃的沈荣身上，以平周友元等人之气，周等如不再控告，则再为他们办理开复功名，了结此案，以免钦差到时周等“胆大妄控”。杜虽认为“周友元等，以其嗜利无耻，大胆妄为，直是目无法纪，若不使知利害，将玩官长于股掌之上”，但也只好赞成巡抚的主意。杜凤治在广州传见周友元等人，告诫一番并表示愿意找到官绅都可下台阶的办法。（126） 但广宁士绅却不肯善罢甘休。
    不久，周友元等“在保脱逃”回到广宁，广宁士绅策划了又一次集体行动，提出的诉求是减钱粮以及立时将周友元、刘骥、何应球三人功名开复（三人的功名是“暂革”，尚未出奏），施加压力的办法是对即将举行的县试搅局。（127） 按惯例，下一年春天广东学政出巡，必先到肇庆府，十月间高要、四会县试已取齐，广宁县应于十一月内考毕。杜凤治出告示宣布十一月初三开考，但在初一就得知“周友元、刘骥已归，与陈应星朋比，有阻挠县试之说”。（128） 他又了解到广宁士绅作了相当广泛的发动，陈应星、陈升元、周友元、刘骥“已要诸廪神前焚香设誓”。（129） 童生钱某“递一拜帖”要求“将钱粮减定立碑方考”；诸廪“已遣抱赴府、省控告，请另简人考试；岑鹏飞、樊树仪（俱廪生）亦控催缴过严”。（130）
    如果广宁县试不能如期完成，那么，肇庆府府试和学政的院试都会受影响，杜凤治肯定会被罢官，甚至受更重的处分。但如果事情闹大，对士绅来说后果更严重。按清朝法律，“借事罢考、罢市”，“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为从拟绞监候”。（131） 广宁士绅的做法不是直接抵制县试，而是在“廪保”上做文章。童生必须有廪生或贡举书面担保家身清白，并无冒籍、枪替等才可参加考试。出保对廪生来说基本没有风险，可体现自己在家乡的地位，还可以得到收入，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廪生都愿意出保。广宁县有廪生15人（132），如果他们不出保，县试就无法进行。举人陈应星、被革副贡周友元等出面联络廪生拒绝出保，赴考童生因无廪保，可能也受到陈应星等人的影响和压力，乃纷纷回乡，县试终于无法如期举行。清朝法律并无处罚拒绝廪保的条例，所以，士绅这种策略可以造成考试无法进行的事实，却避免了“罢考”的罪名。他们事前放出风声，是希望杜凤治迫于县考时限而主动妥协。
    但杜凤治决心与广宁士绅一搏，他一面说服与陈应星有隙之新科举人何瑞图劝说廪生出保，甚至提议如廪生仍拒绝，自己与何出面为童生作担保；一面嘱幕友“先拟禀稿，如若辈中变，先行专足飞速赍省递呈各大宪，先发制人，缕述非罢考，实为挟制把持而闹考”。当县试不能如期进行已成定局时，杜凤治即向各级上司发出通禀，通禀中有“一官如客，无足重轻”之句，表示宁肯丢官也不向士绅屈服；但把事件定性为“挟制把持而闹考”（133），则留有一些余地；万一真的出现“罢考”，他及时报告也可减轻处分。他派出专人送信给学政杜联，“备述闹考颠末”，“告知通禀即到，（请）先与两司言之”。杜联为此专门致信署理布政使郭祥瑞，并复信给杜凤治嘱其对绅士“刚柔并用”，寻觅转机。杜凤治事前又派人到肇庆府向知府、道台禀报，道台王澍是杜凤治的同乡、亲戚、同年，授意杜“通禀劣绅闹考”，还下令，如果广宁县的士绅到府、道呈控，“即为留住解府，饬高要管押”（134），这就使广宁士绅“合法”地逐级上控的途径受阻。
    广宁士绅从省城抄回通禀内容，知道杜凤治已经取得主动，乃托人试探妥协。杜凤治提出“若辈只要令诸廪生出头，考事办妥”，则可设法把大事化小。（135） 十一月廿三日（12月18日），陈应星等举人通过学官求见杜凤治，但担心杜趁机把他们扣押，请求知县下帖召见。杜凤治这天的日记共3000多字，详细记录了自己教训陈应星等人的长篇大论，几位举人表示愿意劝说廪生出保，就在这时17名廪生（包括两名“候廪”）“请考”的禀单呈递入县衙。杜凤治即命陈应星等转饬廪生通知各乡童生三日后开考。（136） 三日后虽未能如期开考，但十一月廿九（12月24日）、十二月初一（12月26日）终于有600多名童生赴县考（后一次是补考），杜凤治没有作让步便赢了这个重要的回合。
    在此期间，教谕韩廷杰、训导张树谷因公赴省，得知闹考，借故逗留不返，杜凤治称韩“畏生如虎”。（137） 府学教授陈遇清奉派来代理广宁学官事务，动身前道台面谕，“只求安静，实为闹出不好看。如若辈肯考，不论多寡，即五六十人亦考，其余令其补考，未尝不可。”（138） 可见，从杜凤治到各级上司，都怕事情闹得不可收拾。
    在清朝，即使闹考也是极为严重的事件，署理布政使奉总督、巡抚批示发下札文，下令严拿举人陈应星、革生周友元，又称“倘杜令实有办理不善，亦即详请撤参”（139）。省里派出候补知府周毓桂、候补知县俞增光为委员到广宁查办。
    但杜凤治成功使县试完成，事情没有闹大，这时就是怎样收场的问题了。杜凤治不想把事情做绝，“在此为官，不肯与若辈为仇也”（140）。且案情定得越重，自己责任越大，所以希望大事化小，但又怕与开头的通禀有出入。十二月初二（12月27日）傍晚，道台王澍与两委员、杜凤治、学官、典史、千总等一起召见廪生岑鹏飞等10人，王澍、周毓桂教训一番后即入内，然后由杜凤治、俞增光两知县细问诸廪生不出保缘由，杜、俞授意他们写：“生等皆乡下人，不知城中事。因县考出保来城，在寓有一不识姓名者来寓遍邀，据云诸绅士在文昌庙坐候，请为减粮事暂时缓考。”廪生们要求把“为减粮事”改为“求杜大老爷除去浮收粮事”，最后再加上“至文昌庙，不见绅士，亦不见来邀之不识姓名之人”。（141） 这就使闹考事件成为无头公案，避免牵连更多人。
    道台王澍为了结此事，此前让教官向陈应星转达：“伊一有钱举人，不要夜郎自大。我只要不要这道台，他不特丧元，唯恐家也无有矣”，又将律例说明：“罢考律例严，照光棍办理，重则枭示，即自行投首，又要充军”。（142） 王澍还亲自参与第二次禀稿的草拟，强调事件“并非罢考”，只追究陈应星、周友元等几个人；但考虑到署理按察使蒋超伯一直偏袒周友元，所以，禀词“语语虚空，可重可轻”。（143） 在这段时间，杜凤治致信杜联，“乞转恳方伯，少从容，且勿急促，将来成考，再发通禀销案，并为若辈免罪”（144）。杜联又告诉杜凤治藩、臬对广宁闹考案处理的意见分歧，以及省里将派两委员到广宁查究，嘱咐杜凤治好好“安顿”这两个委员。道台王澍嘱杜凤治致函杜联“请其探两院口吻意见”，了解总督、巡抚是否都同意“以大化小”，再作决定。杜联又授意杜凤治为被罢官的教谕洗脱罪名，呈请宽宥周友元的罪名。（145） 按照杜联的嘱咐，杜凤治对府里派来之教授、委员都馈赠了重金。
    总督、巡抚、署理布政使对广宁士绅闹考案都主张严办，署理按察使蒋超伯则“心实要开脱宽办周友元、陈应星，以报其半万贼兵之恩”（146），认为杜凤治“不洽舆情”，不能只惩办绅士。但巡抚、署理布政使都偏袒杜，总督的批语也只说严办绅士，没有提及惩办杜凤治。（147） 道台王澍与蒋超伯关系较好，在蒋面前为杜凤治极力辩解。蒋超伯本来只是与郭祥瑞有矛盾，认为郭偏袒杜，后蒋益澧、郭祥瑞均受谴免职，而杜凤治又有杜联、王澍等人为之说项，也就没有再坚持处分知县之说，只是批评杜“办事任性，出语唐突”。王澍想出宽办周友元等人的办法：将陈应星、周友元提到再奏革严办，但这两人肯定会逃避，“是断提不到的”，案件就可不了了之。蒋超伯按此向总督提出，“中堂未明就里，亦即点头”。（148）
    因为有硬后台，且处置得当，杜凤治没有被撤职，但与士绅关系紧张，无法再留在广宁。杜在日记中也认为自己调任是因“陈应星等闹之，令不安而调去也”（149）。但他如果调回省城，就必须等闹考案结才可委任新缺，这就会一拖几年当不成官。后来，杜联提出让杜凤治挪一个地方继续当知县的建议，得到巡抚、署理布政使的同意，于是被调到收入少得多的“苦缺”四会县。（150） 按察使蒋超伯也当面对杜说：“你本来广宁公事就办得乱，语言负气，就要撤的。蒋抚台因杜学台在此，不无情面，得改四会。”（151） 总督瑞麟给朝廷的奏片，关于杜凤治调职是这样写的：“四会县知县雷树墉因病出缺，所遗四会县知县篆务，应行委员接署。查有广宁县知县杜凤治，年壮才明，堪以调署。”（152） 而新任广东学政胡瑞澜同治七年关于广东岁试的奏折，向朝廷报告各属考试顺利完成，只是广州府、肇庆府等地枪替比较严重。（153） 广宁闹考事件完全没有惊动朝廷，杜凤治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官声”也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两年后再任广宁知县，不久又调署广东首县南海。而陈应星等人也实际上没有受到严厉追究，仍在广宁当绅士，一场官绅冲突这样便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