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立宪派发起保路运动的原因
    清朝末年，为什么立宪派组织和领导了具有一定反清性质的保路运动？蒋晓丽在《试析四川立宪派能够倡导保路运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必然要首先争取民族独立，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于是，立宪派不得不暂时把争取阶级的前途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结合起来，紧紧围绕着四川路权的问题，同帝国主义展开了斗争。”[26]（P58～62）而立宪派能够把运动推向高潮，不自觉的为革命创造条件，是因为“具有两面性特点的立宪派被人民这股革命力量和清政府这股反动力量的正反作用，一逼一推的结果”。陈国勇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27]（P64～69）一文中则认为，“四川的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清政府接受自己的条件--铁路商办，以抵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从而发展资本主义。”该文指出立宪派是为了其资产阶级利益并且具有爱国性质。立宪派为什么能够成功发动保路运动，符和积在《试论立宪派在四川保路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形成》中认为“立宪派在政治上控制咨议局，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经济上掌握了事关全川人民切身利益的川汉铁路公司的领导大权”[28]（P75～80）。他从政治经济两方面阐述，点出了立宪派能够成功领导保路运动的关键所在。
    3.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关于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的文章有谢忠梁等人所著《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该文认为“四川立宪派虽然没有鲜明的革命意识，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革命的”，“保路同志会是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联盟”[29]（P53～57）。对于这一论断，似乎作者有些夸大其词。冯玉荣的《论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30]（P47～52）认为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对群众从利用、限制到叛卖，使他们从保路运动的领导者变成保路运动的绊脚石，客观上也为四川全民起义起过启蒙作用。牛济的《清末立宪派与四川保路运动》[31]（P48～53）认为四川保路运动规模大、影响深，与立宪派的倡导和宣传是分不开的。符和积认为立宪派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一、立宪派组织的保路同志会，它使自发性的群众斗争发展为有组织有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二、立宪派倡导组织的罢市罢课、抗粮抗捐斗争，把保路运动推向了高潮；三、立宪派成为全川性的武装起义革命烈火不自觉的点燃者和催焰者。”[28]（P52～58）他对保路运动中的立宪派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判。
    通过对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研究的梳理，看到在研究立宪派方面取得了颇丰的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史学家更深入的探讨研究。
    （三）革命派
    革命派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推动者和后期的领导者，学界在这一领域从革命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罗泉井会议等方面进行研究。
    1.革命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对于四川保路运动中革命派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作用方面。蒋晓丽认为，“就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而言，他们把革命排满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26]（P58～62），并未重视领导群众进行保路运动，唯有注重武装起义而已。林成西等著《试论同盟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32]（P15～18）一文认为，同盟会在保路运动前期“利用保路，导以革命，积极地从立宪派手中夺取对保路运动的领导权”，在后期“发动和组织了遍及全川的反清武装起义”，该文对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给予很高评价，对于立宪派与群众则认识不足。张克宏认为在成都血案之后，“革命党人趁机鼓动，领导群众一道，冲破立宪派原来设下的种种限制。”[14]（P70～77）倘若没有这个“机会”，四川各地起义还会爆发吗？许多学者对于革命派在四川保路运动的作用，似有夸大之嫌。
    2.罗泉井会议
    对于同盟会在资州组织的罗泉井会议，学界也有所研究。宋国英之文《试析罗泉井会议在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33]（P76～78），对于革命派在罗泉井召开的会议做了充分肯定，认为此会议做出“以保路为名，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这一重大决定，迅速改变了保路运动的斗争方式和斗争性质”。这一论断显然夸大了罗泉井会议的作用，有悖于历史事实。杨鹏程的《“资州罗泉井会议”考辨》一文，一改以往学者对此次会议的肯定，通过考证认为根本就没有罗泉井会议[34]（P139～144）。可见，学界对该问题观点对立，尚需深入分析。
    通过以上对四川保路运动中革命派相关问题梳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传统革命范式对史学的影响，出于对辛亥革命的肯定，就要肯定革命派，从而也对四川保路运动中的革命派的作用进行了过分的肯定，无形当中忽视了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有悖史实。“历史学家的追求便是为了追求客观实在的历史追求”[35]（P76～78），所以我们需要反思评价体系。
    （四）其他问题
    上述之外，学界还从其他方面进行探究，著有相关论文。如通过对四川和其他各省保路运动的比较研究的文章有《川鄂两省的保路斗争述论》[36]（P26～33）、《从清政府的对策看湘蜀两省保路运动不同走向的原因》[37]（P103～109）、《川鄂两省保路运动的不同之处（上）》[38]（P28～30）和《川鄂两省保路运动的不同之处（下）》[39]（P46～49）等文章。学界也从多元化的视角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研究，如《四川保路运动中的羌藏人民反清斗争》[40]（P19～20）、《保路运动前十年四川灾荒及其影响》[41]（P20～21）、《四川保路运动是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42]（P4～9）、《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43]（P100～109）、《试从组织体制探讨哥老会在四川保路运动中的作用与不足》[44]（P169）等文章分别从少数民族史、灾荒史、近代化、哥老会的视角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研究。
    综上可知，有关四川保路运动相关问题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诸如国策、立宪派、革命派、辛亥革命等，具体从保路运动自身的原因、过程、意义及影响研究者甚多。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如清政府视角、立宪派视角、革命派视角、民众视角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