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连串指控的都是非常严重的罪名，但是能否坐实，则还可以商榷。因章太炎很清楚“转益多师”的道理，他和本师俞樾气脉相通的一点便是“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9]。从他向学生讲述治学经历直言“颇从问业”云云，可知章太炎并未“一笔钩乙”昔日与谭献的师弟之谊。上述那封公开信表明他已拒称谭献为师，这一点是明白的事实，但原因不是所谓尊生畔死和“师弟徙以死生，势能施于问学”。谭献去世之年章太炎有“谢本师”的骇人之举，而在俞樾身后其敬师之心却愈趋诚挚，因死生而敬慢有别非章氏之所为。所谓“不图逢蒙，乃在大儒”，较之章氏“对境”之论，亦可谓断章取义。他对谭献发难的缘由应当从他出狱后的学术变化方面去找，但并非如钱先生所说的“今古学不同之所致”。章太炎从俞樾处接受的教诲就是“深疾守家法、违实录”[9]，他在不同时期对今文经学皆有容纳采择，他所深疾的是以今文经学缘饰政术。这在他对廖平学术见解的评议中有清楚的反映。
    其实引起章太炎非难往昔之师的真正原因，在于谭献对章学诚其人其书的“迷思”，《与人论国学书》在提及谭“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时，实际上已点出两人分歧之所在。钱钟书先生在《复堂日记序》一文中比论李慈铭和谭献评骘实斋的相异之处，谓李氏“矜心好诋，妄人俗学，横被先贤”，谭氏则“多褒少贬，微词申旨，未尝逸口”。这是依个人好恶之心而高下谭李二氏，就象序中等视《越缦堂日记》和《复堂日记》为彼此不让的名山不朽之业，未免过于抬举谭氏的学识。这些褒贬失当之处可置之勿论，这里要说的是，探究谭献与章太炎两代文心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是一个更具典型意义的比较课题，藉此可以看清谭、章因缘亲疏的关键所在，也能使人看到在研究“六经皆史”这一史学重大命题时，必须注意分解它所内涵的几种不同含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如何变换着呈现，这样做要比系谱式的勾勒或海阔天空地中外比附更能接近历史实相。
    “章氏之识冠绝古今，予服膺最深”[8-p17]。谭献对章学诚的崇仰之深和评价之高，在晚清时期五出其右者。他自咸丰年间在京师和厦门等地借得《文史通义》写抄本，“读之不啻口沫手胝矣”，此后便四处留心搜寻章氏遗书。其拳拳奉之为鸿宝之情，可从俞樾在同治前期向他商借《文史通义》的通信中领略一二。俞函曰：
    “子高（戴望）回浙，属其转借章氏《文史通义》。子高极称足下此书时置案头，晨夕相对，车裘可共，而此或难。不揣冒昧，窃有所请，倘集钞胥写本见赐，百朋之锡，殆未足喻。[10]
    同治三年（1864），谭献创作了《师儒表》，列章学诚为清代五种绝学之一；从附之以邵晋涵来看，谭是认为章氏的绝门功夫在史学[8-p28]。他在光绪二年（1876）的日记里写道：“胡石庄之论性学，章实斋之论著书，先生（王夫之）之论治理，如山有乔岳、水有灵海，奉以为归而推求之，毕世不能尽也。”[8-p71]这里的“著书”显然是指撰写史书。将章学诚推举为清代史学第一人，在晚清时也只有谭氏一人作如是观，在这一点上他是开了民国以后胡适、梁启超等人议论的先河。
    概略地说，谭献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理解和阐发，主要是突显章氏命题的内在精神是标举“官师治教合一”之旨，并尊奉此旨义为“不磨之论”和“师说”，认为此旨能“洞然于著作之故”，能洞究“六艺之本原”。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阅《文史通义》外篇。表方志为国史，深追《官》、《礼》遗意，此实斋先生所独得者。与内篇重规叠矩，读者鲜不河汉其言，或浮慕焉，以为一家之学亦未尽耳。悬之国门，羽翼六艺，吾师乎！吾师乎！吾欲造《学论》曰：天下无私书，天下无私师。正以推阐绪言，敢云创获哉！[8-p20]所谓天下无私书，不仅是要说明六经皆官书，而且强调官师合一的六艺精神贯通并支配诸子著述和史书。“周秦诸子亡空言，精神皆与六艺通。”他根据《文史通义》里辩《史记》非私作、非谤书的见解，批评归有光、孙衣言等各家对《史记》的评价仅“得史公之肤末”，并撰写《史记识语》数十则；“大约欲为司马辩者，‘发愤著书’及‘是非谬于圣人’二语也。”[8-p113]在对《春秋》性质的看法上，谭献本诸章学诚《易教》篇论述《易》象与六艺相表里的见解，本诸庄存与的今文经学观点，阐说《春秋》并非保存陈迹的史书，而是一部究明政道、预测未来的“合天运”之书。“言《春秋》治已往之人事、《易》治未来之人事，义甚粹美，然又乌知《春秋》固治未来之人事乎？《公羊》家法蔽晦，世遂以《春秋》为陈迹，然而知《易》象、《春秋》相表里者亦鲜矣。”[8-p240]
    （二）
    前述谭献尊扬和阐发的两点立论，恰恰是章太炎在《原经》一文里倾力驳斥的对象。
    自1906年7月出狱东渡日本以后，章太炎对两个问题的思考和关注越来越强烈，那就是中国学术如何摆脱官方的制约而发展，以及如何维持作为中国“独有之学”的史学。这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也可以归并于“六经皆史”的命题中予以阐明。章太炎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观察现状而受到的刺激。戊戌政变之后，清廷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用官师治教合一之策巩固统治基础的姿态。作为清政府主要文化教育设计师的张之洞对此早已成竹在胸，因为他在《劝学篇》中已经注入了这一层设想。据其门生陈庆年在政变后不久的一封信中披露：
    “近日南皮师思得一官师合一之法，委正途候补人员充中学教习，日与讨论，又稽察拊循，与管堂通为一事，期以师法而兼官法。”[11]
    如章太炎所看到的那样，这一策略在废除科举后仍然被贯彻于学校之中。他在1906年底时明白表示：说学术会随着科举废、学校兴而日进，只是一种天真的想法，“直不喻今世中国之情耳。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坚信“政学分途”的章太炎明白地表示：“古今异宜，汉唐法制犹不可尽行，今世何说继周之道？”[12]他要反击这股现实动向，便不能不正视“官师治教合一”的主要弘扬者章学诚。
    1907年2月俞樾在苏州辞世，远在东瀛的章太炎迟至8月从报上获悉。伤悼之际，难免会使章太炎念及另一位曾影响过他学术生涯的老师谭献。下世已六载的谭献的论说此时重新引起他的注意，似并非偶然。以张之洞门生自居的谭献对张的谋虑自有会心，他盛赞《劝学篇》“闳通纯备，握机成务，言功可以同立者也。”[8-p398]并且从自身感受的角度阐扬《文史通义》中的官师合一论。以谭氏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他议论的作用自然不能低估。有鉴于此，大概不难理解章太炎会在1907年底的那封公开信中突兀地将谭献与章学诚并在一起讥斥。同时这可能也是替刚去世的俞樾出一口气吧（注：谭献曾学着章学诚骂袁枚那样骂俞樾：“小言破道，私智盗名，谬种流传。经生有俞樾，犹文苑之有袁枚矣。若俞之诗文，则又袁之舆台。”见《复堂日记》254页。）。时隔不久，章太炎又撰写了意在系统清算的《原经》一文。说他在《原经》属稿之际眼前晃动的是谭献身影，笔下也在不指名地批驳谭氏，窃以为非臆测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