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章太炎信持的“六经皆史”说与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阐述的“六经皆史”说之间，并不存在如流行见解所认定的一脉延承关系，而实际是一种同名异实关系。《原经》篇阐发的内容，亦可视为两种“六经皆史”说的交锋。
    章学诚认为天下之道尽在先王政典中，六经作为政典的载体或载道之器，与“史”异称而同实，从而将史学纳入官学的范围之内，并规定了史学负荷的使命是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提供历史事实。他是在与政治紧密联系的前提下赋予史学显要的地位，而未受官学控制的私作之史，则有可能对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证伪，必然会受其谴责和否定，以达到谭献后来渲染的那种“天下无私书”之境。
    而章太炎则明白地提出六经是史书，强调六经皆史与古史皆经的对等性，如同“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他据此经史官私对等观念否定章学诚的“僭拟”说，举出《史记》、《汉书》、《三国志》、《楚汉春秋》等一连串私作史书的事例，说明“此皆不在官守，而著书与六艺同流，不为僭拟。”论证史书的价值高下尊卑并不依官私之别而判，“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办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谓不在史官不得作，陆贾为《楚汉春秋》，孙盛为《晋阳秋》，习凿齿为《汉晋春秋》，何因不在诛绝之科？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利禄，其作《春秋》亦僭也。”
    章学诚要将史学置于官学牢笼之下的倾向，也表现在其方志学理论和实践中。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一文中说：“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于朝廷。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他建议仿照朝廷开馆征书修志之法，在州县设立志科机构，以法令形式规定由“典吏”即司府厅州县的官员掌管方志修撰，以及划一志、史，将方志和地方史归并为一种体裁。倪文孙（D.S.Nivison）和余英时已各自在他们的专著里准确地提出章氏理论是由修志而系统发展出来的[19]。方志学研究者都充分肯定其方志理论有着非同泛泛的高明之处，章太炎的看法则与今人全然不同。他敏锐地觉察到章学诚要在方志修撰中实践“官师治教合一”的意图，因此在《原经》中多方指责章学诚将方志一律划定为官书，将方志与地方史这两种并行不悖、不能相互取代的史书体裁武断地归并统一等做法存在着失据、无状、不知类等各种谬误。章太炎的见解一直没有受到方志学研究者的认真对待，至今也仅有已故谭其骧教授写过一篇与章太炎观点相似的论文[20]。
    在对待史学发展问题上的学术与政治、历史与信仰的立场之异，也使得章太炎对章学诚昌言“史德”的性质有深入的洞察。章学诚在刘知几《史通》提出良史必须兼具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观点之后，增添了一项“史德”标准，这一点自民国“新史学”兴起后一直备受赞赏。二十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在《章实斋及其史学》一文里略言及章氏与维科的相似性，此后汪荣祖教授在《史传通说》一书中踵事增华，多方论证章学诚不啻为史学开辟通途大道的中国式维科，至今最流行的观点则是认为章学诚“史德”说的价值在于确立历史学家的客观立场和主体意识[21]。这些议论似乎都未弄清楚史德即“心术”的真正含义，也不能说明章学诚站在尊君卫道立场指斥古人的议论：“夫以一生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者，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在这方面，上世纪初章太炎的针对性批评仍然值得重视：
    《史德》一篇，谓子长非作谤书，将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语亦谛审。至谓微文讥谤，为贼乱之居心，宁知史本天职，君过则书，不为讪上。又述朱元晦语，以为《离骚》不甚怨君。是则屈平哀歌，徒自悲身世耳。逐臣失职，类能为之，何当与日月争光，而《古今人表》列于仁人孟、荀之伍哉？刘子玄云：怀、襄不道，其恶存于楚赋。斯为至言！实斋之论，徒教人谄耳。[22]
    《史记》是否属于谤书，固然是疑而未决的问题，但章太炎在这里揭露章学诚以史书中有讥过之文即为心术不正，全无史家天职之念，适足以暴露其“史德”说的本质。不妨对此作一点补充。《史德》篇批评刘知几所言史识“乃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认为“能具史识，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他对“心术”之义有正反两面的规定，正说是必须养成“义理参之于时势”，养成“一饭不忘君父”之心；反过来说，否定朝廷扶植的理学即为“心术不正”，“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于君父”便是“心术不正”。细察章氏文字，虽于《史德》中标揭“辩心术以议史德”，但是用“心术”之词评骘时人，则仅见其施于戴震之身。“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他指明戴氏心术不醇的表现就是“丑诋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23]也就是他在《上钱辛楣宫詹书》中所云，否定朱熹学说即是“心术不正”。刘师培在清末首揭章学诚论说皆有意与戴震立异，虽仅是一笔带过，亦颇能给人以启发。如果说章学诚标揭“史德”、“心术”之说系针对戴震而发，当不至于纯属猜测之语。
    因为章学诚自述学术宗旨在于“持世而救偏”，“所谓‘持世’，就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用以‘经世’；所谓‘救偏’，就是指斥‘汉学’、‘宋学’等的各执一偏。”[24-p723]，进一步说，从他对作为头号论敌的戴震的评价来看，汉学、宋学之偏并不在于流入“虚无”和“糟粕”，戴震的考证学、义理学探索非但不偏，而屡屡被他称道为识大体。关键在于“心术不正”：戴氏企图以考证学形式攻击官方理学，未能做到“持世”即以学术为现实政治服务。因此他说的“救偏”，显然不是针对高踞堂庙、强调躬行践履的官方理学，而是针对脱出官学樊篱的草野之学。黄进兴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及章学诚可能受费经虞、费密父子的启示而发展出“治教合一”的思想，虽仅片语而可称锐见[25]。费密《弘道书》本诸“君师本于一人”的三代观，倡言“以帝王系道统”、“帝王然后可言道统”，以清除“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的情形，所论皆在章氏笔下重现。章学诚欲“持世”而特重“时会”一词，如果说《原道》是《文史通义》一书的总汇篇，“时会”则是《原道》三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关键辞，其涵义不外指“德位兼具”、“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的际遇，而执掌权柄尤形关键。孔子即是显例，“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在他看来，古之时会如此，今之时会亦然，他赞叹“清兴百四十年，昌运既开，人文蔚起，极其能事，无论两汉三唐。……国家适当奕叶重熙，廊庙制作，轩揭天地。”[26]他以躬逢盛世之心和与时俱进之念，昌言以“官师治教合一”为实质的“六经皆史”说，不啻与康雍乾三帝欲集君师于一身、尝尝当周公滋味的勃勃雄心相呼应。时隔一百多年，明末清初士人探究三代封建论时展现的精神气象已经荡作云烟，即便是处于权力边缘的第一流文人学士，也会自觉地以弘扬清廷治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为己任，这不能不使人叹息清帝厉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明显效果；而重温章太炎在清末时入木三分的论辩，也不能不使人感叹其言之警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