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昌乐城镇河南的吉安会馆，系清代江西商人建立，置有30多间店铺，出租生息用作办馆或慈善经费。抗日战争期间，内迁的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曾以该会馆作为临时医院留治病人。[14](案卷1420)韶州府属英德县浛洸镇位于连江之滨，上通阳山、连县，下抵清远、广州，明清时期号称南来北往的“总商埠”，是各地商人的重要中转站。清代广州商人在这里创建了广州会馆，占地面积1240平方米。民国时创办小学一所，服务地方社会。[15](第10辑，《浛洸镇专辑》)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粤北地区的商人会馆，多通过各种形式与家乡的官绅人物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邀请同籍官绅为会馆题写碑记兼及其他，如南雄的广州会馆在乾隆年间重修时，重建会馆碑记撰写者为“赐二甲进士出身、诰授奉政大夫、礼部祠祭司郎中、西川副主考、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充大清会典纂修官司主事、翰林庶吉士冯成修”。咸丰年间，再次重修时，探花李文田为会馆撰写一幅长联：“灵迹遍区中览粤会东环拱报遥涵海国，雄州开岭表沔浈流南汇朝宗咸卫仙城。”这一情况既说明商人与官绅有着很好的沟通，又反映出在商品贸易竞争中，商人除了必须联成一体外，还须借助于官绅力量保护自己，才能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地方商人与官绅的联合，很好地保护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外地外行商人的侵犯。[16](P30-33)而和官绅的联合，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会馆增添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保护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粤北与毗邻省份间的经济互动
    明清时期，各地商人到广州从事海洋性的商业进出口贸易，对过境中的粤北地区经济发展多少有些刺激作用。但是，商人的这一过境贸易又绝不是粤北一个区域受益。在传统社会里，随着长距离贸易的展开，商人们总会选择一个交通和物资相对丰富的地区，作为货物贩运中转站，乾隆时有人就说，湖南宜章县“为川陕黔楚赴广捷径，商贩络绎”。[17](卷1028，乾隆四十年三月)这里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连州与湖南宜章交界处，由于各地商帮跨省的区域贸易往来十分寻常，以至于普通民众几乎不存在省际之界的概念。如嘉庆《宜章县志》卷5《疆域下》记载，宜章的“两广墟，在县西南九十里竹子塘，接广东连州界，楚粤杂处，三八日交易。”又据民国《连县志·墟市》记载，该县与湖南毗邻的许多墟都是两省共同的交易市场，如星子墟“除星子各村人外，并有临武、宜章、保安等处人交易，以牛、米、油、盐、棉花、烟皮为大宗”；荒塘坪墟又名两广墟，“在山河乡之西，有商店三四间，毗邻湘境，湘人贩牛赴墟者甚众，故贸易以牛为大宗，米、豆、猪只数亦不少”；东陂墟“除附近村人趁墟外，尚有各乡及湖南蓝山、临武、宜章、大桥、马市、江华、永州等处人交易，以牛、布、猪、米、茶、油木、油、盐为大宗”。此外，合并墟、清水墟等除了附近村庄人趁墟外，都有邻近的湖南人往来趁墟交易。省际之间民众的频繁交易往来，已经模糊了人为的省界行政界线，人们对价廉物美商品的追求，使得市场区之间的地区既不专属于任一经济区，又都属于邻近的两个或多个经济区，传统时期区域之间的“界”绝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明了。[18](P278-283)正是由于粤北地区与湖南、江西等省毗邻，所以在经济发展上往往联为一体。粤北地区仁化、乐昌等县与湖南郴州直隶州的汝城县交界，这一区域相互间的商贩活动颇为频繁，据民国《汝城县志》卷18《政典志·实业》记载，商人们将米盐杂物辗转贩运于汝城各市埠以及“广东仁化县之城口、长江，或乐昌之九峰。”这一区域因山林茂密而成为纸张生产的重要基地，各地商人将汝城之纸大量销往广东仁化之城口埠、长江墟，城口埠成为汝城大宗商品纸张交易的主要集结地，然后由此运往韶州，并南下至广州。因此汝城、城口两地吸引了不少商人的进驻，广东嘉应、新宁商人即在汝城设立会馆。商人们将纸张运到广州、佛山等地后，又从广州、佛山等地将食盐、洋广货等经韶州、乐昌或城口运到湖南销售。广东商帮在湖南主要从事茶叶运销，1911年刊印的《湖南商事习惯报告书》描述广东的岭南会馆在湖南从事茶业生意。[19](P115-116)光绪《湘潭县志》卷11《货殖志》记载：“海禁开后，红茶为大，率五六十日而贸买千万”，鸦片战争前，这些茶叶“专恃湘潭通岭南”。这一记载其实是湖南茶叶市场与广州海外贸易的一个缩影。
    广州商人北上贸易，往往都会在粤北停留休整，于是在三大区域都出现了广州商人会馆。广州商人跨过省界就进入毗邻的湖南、江西，至迟到清初，粤商已在湘潭建立了商人会馆。湘潭属长沙府，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又处于交通枢纽，广州府属的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四县商人在此联合建立会馆。据光绪《湘潭县志》卷7《礼典》记载，广东会馆在十二总，有码头、铺屋20余间。广东商人在湘潭拥有码头、铺屋，这说明在经过两省交界的陆路后，后续的贸易仍以水路为主。广州商人经过在湘潭的休整，下一站就是通过水路直达汉口。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广州商人在汉口也建立了会馆。[20](P94-95)清代广州与湘潭间的商贸往来异常繁忙，海外洋货均通过此转输内地销售，“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经粤北韶州、连州进入湖南，“必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经过韶关、连州，“然后再运广东放洋”。湖南与广东省际需要经过南风岭陆路，所有货物均需要挑夫挑运，“劳动工人肩货来往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之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21](P46)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是广东与内地贸易通道上的一个重镇。据调查，在吉安城区沿河一线就有中山码头、盐码头、柴码头、米行码头、大码头、小码头、栈前码头、福建码头和广东码头等21座。而广东码头应该是明清以来粤商活动所留下的历史印记，自然也就有了广东商人修建的会馆--南华宫。据1872年《新建南华宫落成碑记》统计，时捐题559人，其中个人和商号捐题者545人(家)，另14人为功名之人。捐题者包括泰和、樟树、永丰、兴宁、抚州、新淦、百嘉等地众多商号。[22](P48，66-72)
    综观全文，清代粤北地区处于广州和内地贸易的重要商道上。作为内陆省份商贸物资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和洋广货运销内地在广东境内的最后一站，各地商人以及众多商货多临时性汇聚于此，商人在此建立了众多的商业会馆，作为储存商货和议事休整之场所。处于水路和陆路之商道沿线的墟镇，因各地商人大兴土木修建会馆和货栈以及其他慈善机构，地方经济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一区域并不是商贸的起点站和终点站，只是过境贸易的一个临时站点，尽管在商业贸易的刺激下，粤北地区及其毗邻省份地区的经济有商业化趋势，本地的商人队伍也渐渐有了起色。诚如刘志伟教授指出，清代广东商品经济发生质的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就是对外贸易转为以出口为基调，导致各级市场联成统一的有机体，商业资本有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把越来越多的产品拖入市场流通，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23]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乃是一种被动应对市场的反映，许多时候只是对当地已有土特产资源的一种原始开发和加工，流通的范围也大多限制在相邻的地区，并不能成为远距离贸易交换的大宗商品。因而，粤北山区经济的商业化只是在过境贸易下出现的一种临时性的虚假繁荣，并不能导致这一区域经济的真正繁荣。对于粤北地区民众而言，他们参与商业活动，更多的仍是为了生存糊口，而不是为了赚取更大的商业利润。但随着清代海洋贸易的繁荣，广东地区不管是濒海地带还是内陆山区，甚至与广东毗邻的省份，也被卷入到海洋贸易的市场之中，其社会经济发展都深深地打上了海洋文明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