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梭伦改革奠基到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的雅典民主政治，其基本政治原则是人民主权，即城邦属于公民，体现在城邦的制度上，是国家的最高治权属于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所有事关国家的重大决定，包括大小官员的选举和津贴，对官员的监督与奖惩，财政收入与盟邦贡金，战争的发动与条约的缔结，总之，涉及公民团体利益的法律和政策，都需要经过公民大会的讨论和批准。为保证公民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国家管理活动，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雅典国家所有官职，包括最高的执政官和将军在内，都向全体公民开放，而且绝大多数职位以抽签形式产生。此外，绝大多数官职一年一任，不得连选连任，且由多人同时担任。如果我们简单地算一笔账，会让事情更加清楚。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公民总数大约4万人。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会有近5000名公民，即30岁以上公民的四分之一左右，担任过负责为公民大会决定议案、接待外来使节、负有重要监督职责的议事会议员。任职期间，议员需要在一年中十分之一的时间内，担任公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主持公民大会。在此期间，议事会每天需要通过抽签产生一名主席。一个雅典公民担任议事会主席的机会，比一个赌徒掷出某个点的概率都要大。还有陪审法庭，它让雅典30岁以上的公民中，每年大概有四分之一以上有过听审经历。①正因如此，雅典民主政治也成为一种迄今为止公民最广泛参与国家管理的制度。
    公元前431年前，雅典这套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度一直运作良好。雅典民主政治刚刚建立，就成功挫败了斯巴达组织的干涉，让希罗多德发出了下述这段著名的评论：“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像是为主人做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②
    雅典人确实“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了”。公元前500年，雅典出兵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反对波斯的暴动；公元前490年，雅典几乎凭一己之力，在马拉松击败了波斯；公元前480年，以雅典为主力的希腊水师在撒拉米斯大败波斯舰队，粉碎了波斯水陆并进的如意算盘；次年，雅典人与其他希腊人一道，分别在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消灭了波斯陆军和水师残余，从此希腊赢得战场上的主动；公元前478年，雅典联合小亚细亚以及爱琴海中的希腊人组建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继续进行对波斯的战争。雅典逐渐成为希腊世界政治上最稳定、经济上最繁荣、文化和思想上最富有创造力的城邦。应当说，雅典人让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实验，取得了充分的成功。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雅典这种广泛的参与制度日益遇到挑战。公元前430年，雅典遭遇瘟疫，人口骤减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公元前424年，雅典丧失其在爱琴海北岸最为重要的据点安菲波里斯。公元前415年，雅典倾力发动西西里远征，企图征服叙拉古。历经两年征战的结果，是雅典远征舰队以及援军的全军覆没。早已等待时机的提洛同盟盟邦乘机暴动，一直坐山观虎斗的波斯加入斯巴达阵营，斯巴达人常驻阿提卡北部的要塞狄凯利亚，雅典2万名奴隶逃亡。雅典似乎山穷水尽，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411年一度被废止。虽然后来民主政治得以重建，但公元前406年雅典人再犯大错，处死了六名富有军事经验的将军。公元前405年，雅典水师在羊河之战中被全歼。雅典无力继续抵抗，被迫接受斯巴达人规定的条件：交出战船，拆毁长墙，与斯巴达人有共同的敌人和朋友。一度的海上霸主，如今变成了斯巴达的跟班。
    与现实政策的失误相伴的，是雅典和希腊的有产阶级对雅典一类民主政治在思想和原则上的抨击。希罗多德借美伽比佐斯之口抨击民主政治，“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像一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③大约公元前420年代，一位佚名的上层阶级人士发表《雅典政制》，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于雅典人的政制，他们选择的政体类型或者模式，就其选择照顾卑贱者而不是良善者来说，我是不赞成的。”④不赞成的理由是：国家本应由有教养的有产阶级人士管理，民主政治却把掌管国家的权力交给了无知无识的大众。尽管民众成功地统治了帝国，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大约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开始了他的教学活动，鼓吹国家应当由精英统治的理论。在实际参与政治的政治家中，也出现了阿克比阿德斯、特拉美尼斯那样公开反对民主政治的人物。阿克比阿德斯公开宣称，关于民主政治，感觉正常的人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清楚，关于这种公认愚笨的制度，我没有任何新东西可说。⑤自公元前420年以降，思想上和行动上反对人民主权这一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在上层阶级中流行起来。⑥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的失败，连同思想上的反民主潮流，让雅典民主政治陷入低谷，公民大众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也受到严重影响。公元前411年，在阿克比阿德斯和一部分寡头分子的蛊惑与煽动下，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废止民主政治，改行寡头政体。虽然寡头分子们为达到目的，使用了欺骗和强制手段，并且暗杀了民主派的一些重要领袖，但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体制下，投票同意废止民主政治的，毕竟是雅典公民。另有部分公民虽然并不赞同寡头政体，但主张回到所谓的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祖宗政体。表现在制度上，就是在公元前413年左右，雅典在原有的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之外，另设立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立法审查委员会，并打算对雅典历来的法律进行整理，目标很可能是限制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立法权。⑦由于400人政体的倒行逆施，其政权大约只延续了半年即告垮台。可是随后确立的，是公民权局限于5000人的政体。尽管5000人政体也迅速垮台，但恢复后的民主政体毕竟没有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与斯巴达的和约签订后，莱山德支持的“三十僭主”掌握了雅典政权。三十僭主之中，既有克里提阿斯和查尔米德斯那样极端的寡头分子，也有一般被视为温和派的特拉美尼斯等人，代表了相当数量上层雅典公民反对民主政治的倾向。当三十僭主的统治变成纯粹的暴政时，雅典民主派再度奋起，推翻了三十僭主的统治，于公元前403年恢复了民主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