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为基础的民主政体，如果说遭到部分寡头分子的反对尚不难理解，但是遭到相当数量的上层公民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就不能不说是信仰出现了问题。诚然，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对民主理想的阐述带有理想化色彩，“我们的政府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多数公民，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⑧但他的话至少表明，雅典人中的多数在民主政治下的雅典，生活自如且表现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可是伯里克利忽视了人民主权与法治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公元前5世纪雅典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政治权利不断向社会下层开放，公民大会的权力至高无上。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富人虽然承担着相对繁重的义务，尤其是财政上的支出和政治上的付出，但他们通过在帝国内占有土地，在官职上得到荣誉，让他们觉得有足够的回报。可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雅典财政开始紧张，盟邦不断反叛，战场上形势日益不利，特别是公元前413年西西里惨败后，雅典面对波斯和斯巴达的联合力量，已经陷入苦苦支撑的境地。因为帝国收入几乎全部用于战争开支，在帝国占有的土地因盟邦的反叛不断丧失，雅典数度向富人开征临时性的战争特别税。而人民主权的倾向，与此同时却在继续加强，公民大会对于官员的处置日益严厉，内政外交政策失误频频，并出现了臭名昭著的“阿吉纽西审判”：当有人向雅典公民指出，他们对将军实行集体判决，而不是对每个将军单独审判为非法时，据说雅典人暴跳如雷，“如果有人居然不让人民做任何他们乐意的事情，那岂不是太可怕了！”⑨结果是当时在雅典的6名将军立刻被处死。这场审判“把一场军事上的完胜变成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耻辱性失败，玷污了雅典民主政治的所有主要机关：议事会，公民大会和司法系统”。⑩因为富有经验的将领大多被处死，次年当选的雅典将军，既缺乏必要的军事经验，且多了党派成见，导致水师在羊河战役中被全歼，雅典也因此彻底沦为那场历时27年的战争的失败者。战争在把雅典从希腊世界的霸主变成斯巴达的跟班的同时，也让雅典富有爱国心的公民们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希望。战后斯巴达人扶植的三十僭主所以得到相当部分雅典公民，主要是上层公民的支持，并利用非法手段进行统治，与雅典公民对民主政治的失望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
    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政治再度恢复后，摆在民主派面前的一个根本任务，是如何医治因对斯巴达战争失败和三十僭主以及内战造成的创伤，重建雅典公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在塔拉绪布罗斯（Thrasybulus）、阿奇努斯（Archinus）等领导下，雅典人顺利实现了国家和解，重新树立了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并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社会的稳定。雅典人对民主政治的信心，首先源自和解达成之时民主派的克制和大度。为巩固其残暴统治，三十僭主不但大肆非法没收公民和外侨财产，还屠杀无辜公民。当三十僭主的首脑克里提阿斯等阵亡，从外地杀回的民主派和城市中的雅典人在斯巴达人主持下达成和解之时，条件对支持过寡头派的城里人相当宽大：边境上的厄琉西斯将成为准独立国家，那些愿意迁移的可以移居那里；除三十僭主本人以及他们的直接帮凶外，其他任何人过去的事情都得到宽免，即使是那些人，如果能够通过审查，亦可包括在大赦之内；雅典城内的人需要归还他们在三十僭主时期非法获得的不动产，但民主派丧失的动产如果需要取回，必须给买主支付适当的补偿；所有被包括在大赦中的人，其财产不得被没收；双方中的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以后借此诉讼或寻仇。（11）
    和解达成之后，民主派胜利返回雅典。返回的民主派严格地履行了和解条款，他们的领袖塔拉绪布罗斯等甚至主动放弃了对自己财产的索回；民主派还主动偿还了三十僭主从斯巴达借贷的钱款。考虑到授予支持民主政治的外侨和奴隶等以公民权（塔拉绪布罗斯曾经对此有明确承诺）有可能颠覆公民之间力量的平衡，引起原来支持寡头派的公民的不安，阿奇努斯以该法事先未经议事会审查为由，宣布公民大会已经通过的该法作废。当其中一个公民提起有关三十僭主时期财产转移的诉讼，有可能破坏大赦条款时，阿奇努斯提请议事会处死了起诉者，从而彻底终止了可能引起宿怨的诉讼活动。这些措施有效缓解了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上层和下层公民、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对立，确保了雅典公民集体内部的团结。亚里士多德对此的评价是：“无论在公务和私事上，雅典人对于过去灾难的处理都表现了历史上任何民族所未有的最具充分荣誉的和政治家风度的精神。”（12）只是这种精神不属于柏拉图心目中的精英，而是“缺乏教养的”雅典民主派和普通公民。
    重塑民主政治的另一重大举措，是给予法律以更高的地位。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一经颁布，立刻成为法律，并且马上会得到执行。公元前406年处死指挥阿吉纽西战役的将军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此外，由于时间久远，公民大会的诸多命令之间，很有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新恢复的民主政权进行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组成500人的法律编纂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修订雅典法律。当该委员会发现所谓的梭伦之法多有矛盾时，又通过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组建了一个范围更小的专业委员会，负责搜罗和审查有关法律。两委员会完成审查工作后，将有关法律张榜公布在雅典广场。在此期间，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向议事会和法律编纂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历经议事会和法律编纂委员会4年的努力，法典最后在公元前400/399年正式公布，其地点是雅典广场的王家柱廊，即雅典传统中归于梭伦的立法的所在地。雅典人显然希望，他们新近颁布的法典既是传统的延续，也能像梭伦之法一样流传久远。
    与法典颁布的同时，为维护法律权威，雅典人还采取了另一重要举措：雅典公民大会每年一次对所有法律进行审核。如果法律令人满意，则到此为止。如果有人对任何法律提出异议，则公民大会决定在随后的三次会议上对有关法律进行讨论，并选举一个可能由陪审员组成的、数量也许在1000人以上的立法委员会裁决，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定5人担任旧法的辩护人。（13）在此期间，新法应当公布在雅典广场上供人们讨论。如果新法遭遇失败，则提案人有可能受到严厉制裁。（14）这样的规定让立法更加规范，立法的裁断权力属于比较专业的立法委员会，实际上抬高了法律和法庭的权威，限制了公民大会的立法权，让雅典的法律及其执行更加具有稳定性。
    对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思想领域的混乱，雅典人显然也试图有所整顿。言论自由本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信条，希腊众多城邦的智者（the sophists）和文化人先后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来到雅典。在开阔雅典人的思想，提升雅典人文化和智力水平方面，智者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智者对雅典传统宗教以及希腊城邦政治，包括法律的效力等一些基本的信条，也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阿克比阿德斯、克里提阿斯等反对民主政治的寡头分子，一定程度上也与智者有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到公元前430年代，雅典人可能已经开始留意到智者运动产生的负面作用，控告或驱逐了部分哲学家。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4年的两次寡头政变，也许令雅典人决心整顿思想领域，重树传统宗教的权威，其典型案例，就是公元前399年对苏格拉底的控告，主要罪名是苏格拉底不信雅典国家的神灵和败坏青年。结果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被判有罪并被处死。尽管柏拉图和色诺芬希望把他们的老师描写为殉道者，但他们的有关记载仍然足以表明，无论是作为公民还是作为家长，苏格拉底至少都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人。而他在法庭上的态度，对其最终被定罪也不能说毫无影响。（15）如芬利指出的，雅典对苏格拉底的控告，固然有原告个人的动机在内，但与雅典人重塑传统信仰的努力也一脉相承，是传统民主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反民主政治思潮的一次回击。虽然公元前4世纪民主政治继续遭到柏拉图和色诺芬等少数哲学家的抨击，但绝大多数雅典人都真诚地相信，民主政治是他们的唯一选择。（16）
    经过公元前5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一系列调整，雅典民主政治已经从纯粹的人民主权，变成了一种以法庭为核心的法治型民主政治，“当法律更高的主权限制人民的主权时，民主取得了稳定性、一贯性和连续性”，（17）公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再度被确立，民主政治乃最为合理的统治方式，成为雅典上下的共识。当希腊其他城邦因公民内部的斗争被撕裂之时，雅典保持了近80年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收稿日期：201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