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
    从经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严复与胡适的代际区隔与阶段分野更为典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支洛克-孟德斯鸠-休谟、斯密-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谱系，还有一支边沁-密尔-拉斯基-罗素和杜威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或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谱系。严复所认同并加以移植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放任思想，而胡适所赞同与推崇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
    严复倡导经济自由，主要体现在他翻译的、于1902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该书的核心思想是表达新兴资产阶级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志，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人们无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动机，但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人们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为此他竭力主张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严复很推崇此书，认为英国的富强与其有着密切关系，斯密氏成书后英国当政者“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英国计政之所以变，而国势之所以日臻富强者，虽曰群策，斯密氏此书之功为多”；诸事“听民自由，无为沮梗者”，“此可以见英国政令之日以宽大，与其国富之所由来”；“下民之执业治生，可惟所欲为，非其上所得过问。此则英国所以阜财致富之命脉”（39）。严复相信，斯密《原富》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对英国与整个西方的富强功不可没，对当时中国来说也是对症良药。
    严复根据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结合中国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赞成斯密肯定谋利是人之本性的“经济人”的理论假定，并据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辩护，批驳传统义利观：“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40）也就是说，是不是追求利益与道德水准无关，与“小人”与“君子”的区分无关。批评孟子“亦有仁义而己矣，何必曰利”和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之类的说法“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祸仁义矣”（41）。严复肯定逐利正当性的思想在崇尚“罕言利”的文化氛围中显得曲高和寡，就是在近代自由主义者中也难觅知音，“除严复之外，儒学中不言利的倾向几乎在中国所有的自由主义者身上概莫能外地表现出来。从而除严复之外还没有其他人更能够配称得上是一位古典自由主义者”（42）。
    严复明确地表达了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他很赞成斯密“下民之执业治生，可惟所欲为，非其上所得过问”的思想，力主政府要尽量少过问、少干预，尽量任其自然、任由民间发展，“民之生计，祗宜听民自谋，上惟无扰，为裨己多”，“国功为一群之功利，凡可以听民自为者，其道莫善于无扰”，“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认为当政者如果对民间经济横加干涉，政令过于苛烦，会导致生产萎缩，并影响官府财政收入，“民力之自由既侵，其收成自狭”（43）。他主张能够商办的尽量商办，官办的范围应只局限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事以民为之而费，以官为之则廉”；“所利于群者大，而民以顾私而莫为”；“民不知合群而群力犹弱，非在上者为之先导，则相顾趑趄”（44）。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在国内经济活动中力主自由竞争，主张给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充分自由，反对官府对经济的垄断，抨击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在对外贸易中，倡导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与“得银则为有余，得货则为不足”的“漏卮”论，称“独所谓保商权，塞漏卮之说，无所是而多非”（45）。在近代中国，很少有人像严复这样比较系统而深刻地阐述、宣传过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因此，他是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
    与西方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演进相适应，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很快从放任主义转向干预主义。在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后出现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试图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加以综合，即在经济上主张实施计划经济而政治上则主张实行民主宪政，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化阶段。民国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多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他们政治上认同英美的民主政治，但经济上认同苏俄的计划经济，亲和社会主义。
    胡适很少谈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对干涉主义的趋向有所体认，并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同情与向往。早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时，他就认为“干涉主义”与“社会主义”为今日社会发展趋势，反对在中国实行经济放任主义。1914年9月，他在某次谈话中指出，“今日西方政治学说之趋势，乃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而趋干涉主义，由个人主义而趋社会主义”，“西方今日已渐见十八世纪学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义）之弊，今方力求补救”，因此，我们不能“拾人唾余，而不深思明辨”（46）。1922年9月，他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一文中把“从放任主义变到干涉主义”总结为五十年政治哲学变迁的三个趋势之一。他指出“放任主义有两层意思：对内，把政府活动的范围缩小到最小的限度；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放任主义的命运似乎已经走到末路来了”，在西方“自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已经盛行”。他批评“放任主义的政治的结果早已成了有力阶级压制无力阶级的政治”，指出“现代思想不反抗干涉主义，正因为大家渐渐明白了政治的机关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一种重要工具。这个工具用得得当时，可以保障社会的弱者，可以限制社会的强暴，可以维持多数人民的自由，可以维持社会的比较的平等”，“所以现代的政治问题不是如何限制政府的权限的问题，乃是如何运用这个重要工具来谋最大多数的福利问题了”（47）。
    稍后，胡适通过对苏俄的短暂观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好感，并形成了“自由的社会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1926年7月，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批评“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他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化”的趋势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特征，称：“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48）8月，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赞叹苏俄在“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表示“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顶礼佩服的”（49）。10月，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提出了“新自由主义”或“自由的社会主义”：“近世的历史指出两个不同的方法：一是苏俄今日的方法，由无产阶级专政，不容有产阶级的存在。一是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胡适相信自由主义能够与社会主义结合，他说：“共产党的朋友对我说，‘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这是历史上不能成立的话。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次扩充的。十七八世纪，只是贵族争得自由。二十世纪应该是全民族争得自由的时期。这个观念与自由主义有何冲突？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主义硬送给资本主义？”（50）
    20世纪40年代以后，胡适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所批判，但仍倾向于社会化的经济制度。1947年，他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一文中，将“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生活程度”与用科学生活增进人生幸福、“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列为世界文化的三个共同目标，他说：“我特别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一个名词，因为我要避掉‘社会主义’一类名词。‘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有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是无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这种很明显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经济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51）胡适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与向往只局限于经济方面，在政治上则是反感的。到了50年代，胡适对以前提倡社会主义公开表示忏悔。他在1954年3月5日《自由中国》社茶会上表示：“我今天对诸位忏悔，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这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
    从严复等人发声呼唤经济自由，到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竞谈国家干预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发生了明显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