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除了通过科学考察获得了数量惊人的各种数据、信息、标本及实物外，德国人通过此次考察还搜集到大量情报，掌握了当时西藏的内部状况和真实的政治形势，认为德国已经正式建立了与西藏的接触，西藏人有与德国合作的可能。因此二战爆发后西藏很快就进入了纳粹领导层的视野。1939年9月，德国政府采纳了驻土耳其大使弗兰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的建议：“要打败英国，必须攻击英国最致命的部位--印度。”(46)舍费尔向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和希姆莱提出了一个“西藏计划”。德国准备派遣党卫军武装考察队，通过苏联进入西藏，他们将为藏人带去大量的军事物资，煽动藏人对抗英国在西藏的据点和英印边界部队，造成印度北部的混乱。舍费尔强调，计划的实施应该按照“阿拉伯的劳伦斯精神”进行，即派遣少而精干的德国军官，同时携带大量金钱。舍费尔设计了两条路线：经阿拉木图到哈密进入西藏，或者沿丝绸之路经喀什、和田到拉萨。(47)此后，里宾特洛甫的代表彼得·克莱斯特(Peter Kleist)就计划的具体安排与苏联进行了谈判。(48)1940年12月，苏联同意德国人经其领土进入西藏。然而半年后苏德战争爆发，舍费尔的计划成了泡影。显然，党卫军考察队所建立的德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联系，被利用为纳粹的对外政策工具，西藏也被当成了攻击英属印度计划中的一颗棋子和跳板。
    纳粹将权力触角伸向西藏的行动和计划随着德国的战败戛然而止，但是围绕党卫军考察队在西藏活动的传闻和想象并没有停止。在当代，此次考察的神秘主义色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很多人相信纳粹与西藏之间存在诸多神秘关系：纳粹曾到西藏寻找神秘能量、地球轴心、香巴拉洞穴等；希特勒有一位来自西藏的“预言师”作为顾问，并曾请西藏喇嘛做法事，改变天气为入侵苏联做准备等等。(49)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希特勒本人对西藏根本不感兴趣。党卫军的此次考察活动是由希姆莱决定的，希特勒事前并不知情。舍费尔回国3年后才将热振的信呈交给希特勒，而希特勒既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回应。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发表了许多以纳粹与西藏神秘关系为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50)受此影响，国内一些文学作品甚至学术性文章也将纳粹的西藏考察描绘得神秘莫测。(51)这种不顾事实进行的夸大乃至虚构，既扭曲了历史，也扭曲了西藏的形象，使西藏的神秘主义色彩更为强烈。
    纳粹西藏考察活动的神秘主义色彩被过分渲染和夸大，主要是由于对这段历史没有进行严肃认真地研究和评价。战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希特勒和纳粹历史的研究也存在某些任意扭曲和想象的倾向，任何神秘的或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以与希特勒或纳粹联系在一起，并津津有味地加以求证，甚至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正因为有这种神秘主义化的认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所谓的纳粹神秘主义与西藏的各种神秘形象联系在一起。
    1942年德军推进到高加索地区，希姆莱下令要全面研究中亚和西藏，于是建立了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名字命名的斯文·赫定研究所，由舍费尔领导，隶属慕尼黑大学。研究所成立之初，主要工作是整理和研究舍费尔西藏考察带回的资料，后来又接收了德国西藏考察者威廉·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和中亚考察者威廉·里克迈尔－里克迈尔斯(Wilhelm Rickmer-Rickmers)的一些遗产。斯文·赫定研究所实际上受党卫军和希姆莱直接领导。舍费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不止一次跟外国朋友和客人解释过，我们的研究所为何不仅对大学、国家和帝国负责，而且为何也受党卫军和党卫军帝国领导人(希姆莱)领导。党卫军的思想与其研究理念是一致的，都负有先锋的使命，都体现了日耳曼遗产在物质、精神和灵魂方面馈赠给我们的特征和价值。”(52)舍费尔在给帝国总理府负责人汉斯·海因里希·拉莫斯(Hans Heinrich Lammers)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研究所的宗旨和理念：“我们的任务是推进真正的、全面的、整体的科学研究。……伟大的亚历山大·洪堡在100年前就提出了这一理念，但是迄今没有得到发展。”(53)舍费尔设想要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为此设立了13个分组，分别进行地磁学、地质物理学、地理学、植物学、淡水学、人类学、人种学和宗教学的研究。舍费尔虽然雄心勃勃，但在战争时期这样的研究计划不可能实现。
    1943年，舍费尔、贝格尔等人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自然之家博物馆，建立了以布达拉宫、天葬台、西藏牧民和贵族的生活、红河谷、秃鹫等为主题的5组巨大立体布景。这些布景制作得惟妙惟肖，大气磅礴，即使没到过西藏的人，也必定有身临其境之感。(54)赫定本人出席了开幕式，希姆莱对此也大为赞誉。这些布景保留至今，成了自然之家的镇馆之宝。博物馆现在承认，“它是希姆莱庇护下党卫军1938－1939年西藏考察的产物。尽管有这样的背景，但西藏展馆从人类学的角度，为旧西藏的文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记录，因此我们今天继续展出它。自然之家当然与那些参与纳粹犯罪的人物没有关系。”(55)展馆附带西藏介绍，包括西藏地图、中国“占领”西藏的情况、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斗争等。自然之家是当代欧洲最受欢迎的博物馆之一，俨然成了欧洲人了解西藏的教育基地，而这些立体布景可能是党卫军西藏考察留给当代欧洲的最知名的遗产了。
    不少人将此次党卫军考察与著名的奥地利探险者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的西藏探险相混淆。哈勒1938年加入党卫军和纳粹党，1939年参加德国喜马拉雅基金会在南迦帕巴特的考察，二战爆发后在印度被英军逮捕。1944年5月他逃脱监禁，流亡西藏，1946年1月进入拉萨，获得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及其家庭和一些上层人物的好感，1952年返回欧洲。哈勒的游记《西藏七年》广为人知。因缘际会，他成了西方鼎鼎大名的“西藏通”、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好友，风光无限。哈勒回到欧洲后与舍费尔、贝格尔等人都有来往。以哈勒的纳粹身份及其作品在德国的巨大影响而言，他实际上也是一位“德国”的西藏探险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们在中印边界和西藏地区的考察都得到过希姆莱的支持，但哈勒后来逃亡西藏则与希姆莱和希特勒没有任何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德国乃至西方声势浩大的“西藏运动”与早期一些到过西藏的西方人的鼓动和渲染密切相关，其中就包括与纳粹时期西藏考察活动密切相关的哈勒、贝格尔等人。20世纪80年代十四世达赖喇嘛专程到下萨克森州的巴特贝文森看望过舍费尔。(56)贝格尔也多次与达赖喇嘛会面，他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土登·晋美诺布也有很好的关系。(57)
    历史上英国人对出现在西藏的德国人极为警惕，黎吉生在拉萨曾与舍费尔、贝格尔等人怒目相向，也不止一次要西藏地方政府遣返哈勒及其队友，让他们战战兢兢。但20世纪50年代后，这些英国人和德国人却捐弃前嫌，以“西藏独立”的“历史见证人”身份为“西藏事业”奔走呼号。1994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伦敦邀请了8位客人，包括哈勒、贝格尔、黎吉生等20世纪50年代以前去过西藏的西方人，要他们在世界媒体面前证明西藏“曾经拥有独立的地位”。这些人也写了不少见证“西藏独立”的文章，如黎吉生的《西藏国》，贝格尔的《1938－1939年西藏的独立地位》等。(58)哈勒的众多作品更是在见证“西藏独立”和旧西藏的“幸福生活”，德国绿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德国的西藏政策时，甚至以哈勒的著作为重要依据。(59)显然，上述人的作品和言论为西方的“西藏运动”提供了“历史证据”和“道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