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熙帝热衷西学的态度和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学者们给予高度的赞扬。陈捷先在《康熙皇帝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文中说，康熙帝“重视西洋科学，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国有史以来皇帝中少见。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康熙帝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①。刘潞认为康熙帝是中国皇帝中唯一认真学习欧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的一位[1]。吴伯娅评价康熙帝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是，“没有传教士的渡海东来，就没有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没有康熙的积极支持和‘肚量宏大’，这个交流就难以硕果累累”[2](绪论p.13)。笔者以为这些评论是恰当的，完全赞同。在这里就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态度、康熙帝热衷招揽西洋科技人才的方针为什么会中断两个问题，发表一点浅见。
    一、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的某种认同问题
    耶稣会士白晋认为康熙帝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天主教信徒的品质，他在《康熙帝传》中写道：“由于他对基督徒的品质的高度重视，和乐于听取我们的宣扬教义，以及由于他的一半基督徒化的行为”，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教徒品质。“我们有理由预言，有朝一日，他将可能成为在中国崇拜偶像教的破坏者”[3](p.195)。显然，白晋认为康熙帝相当程度认同、信仰天主教教义。中国学者提出康熙帝对天主教有“认同迹象”的见解。张顺洪说：“康熙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2](p.137)吴伯娅与张顺洪认识相同，说康熙帝“为教堂亲题匾额、对联、诗词。从这些文字看来，他不仅对天主教教义有一定的了解，而且可以说已有认同的迹象”[2](绪论p.9)。陈捷先在前述文中谈到这个问题，认为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内涵并不特别有兴趣，更谈不上入教。就上述四位的观点，我想提出两个方面的疑问：认同与信仰是一回事吗？“认同迹象”当作何理解，迹象，反映的是现象，而认同是讲观念。我的想法是康熙帝以中国儒家观念理解天主教教义，对它有认同因素，但绝不是信仰，应当说与信仰无关。我是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的：
    其一，上天为万物之源的表面共识。早期传教士为在中国传教，使用“合儒”，实即“附儒”手法，将其信仰的造物主用“天主”名称，比附为中国人讲的天、上帝，表示与中国人信仰相同。清朝人对此有认可和反对两种不同态度，反对派的见解容后说明，康熙帝属于认可这一方面。他对传教士说，“尔天主教徒敬仰天主之言与中国敬天之语虽异，但其意相同”[4](p.424)。又说：“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5](p.150)康熙帝就万物之源来讲，认为天主教讲天主，与中国儒学讲天(苍天、上帝)，两者是相近的，相通的。天主教以天主为造世主，中国人以天为万物之源，天与天主有别，但以最高的神灵造物则同，故而撇开对天、天主来讲的差异，有共同点。
    其二，康熙帝默认传教士为他祈祷天主保佑。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使节嘉乐来华，传布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禁约》，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祭祖、尊孔的信仰和活动，康熙帝就此与之辩论，多次交锋，到了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二月十七日，嘉乐表示不敢再辩白了，“惟有嘱咐众西洋人同心和睦，竭力报效，仰答皇上隆恩，于天主前保佑皇上万寿无疆”，将以祈祷天主保佑康熙帝万寿无疆答谢皇帝隆恩。康熙帝听后，回应：“尔此奏甚是，尔如再辩，朕必与尔辩论至极。”[5](p.164)说嘉乐说的话很对，是肯定他不再为教皇的禁约辩解，倒不是赞扬他在天主前为自己祈祷，但是他并没有就此话驳斥嘉乐。清朝的皇帝让什么天主保佑，如果不是对天主教教义有所认同，康熙帝不会默认的，必会有异议的表示。
    其三，康熙帝违背事实地迁就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祖宗牌位没有灵魂附着的涵义之说。合儒论的传教士以为中国人的神主不包含附着神灵的意思，是以不反对中国信徒祭拜祖先，康熙帝因而说：“中国供牌一事，并无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你们画父母之像，以存不忘之意同也。”[5](p.150)其实康熙帝的吏部尚书宋荦在《祖茔祭田碑纪》文中写道：“神依于主(木主、神主、牌位)，体魄藏于墓。”[6](祖茔祭田碑纪)湖南零陵龙氏《家规》也说：“祠乃祖宗神灵所依，墓乃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宗不得见，见所依、所藏之处即如见祖宗焉。”[7](家规)民间家庭、祠堂所供奉的神主，就是认为祖宗神灵依附在它上面。对此，康熙帝怎么能不知道？不过是迁就传教士的说法，帮助在天主教内部斗争中的合儒派，反对禁约派。
    其四，在解说天与天主之别时态度不鲜明。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清朝人在天与天主之别、是否人格化的认识方面，观点鲜明，康熙帝的巡抚大吏张伯行批驳天主至上说：“……未闻天之外别有所谓‘主’者。今一入其教，则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驾其说于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灭伦也。”康熙帝的皇四子雍正帝说：“西洋天主化身之说，尤为诞幻。天主既司令于冥冥之中，又何必托体于人世？”[2](p.161)康熙帝多次讲到天与天主，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而给人模糊的感觉，只有一道谕旨说得清晰一点：“中国称上帝，人人皆知，无不敬畏。即朕躬膺大宝，凡事法天，网敢或[斁]，六十年来，朝乾夕惕，祗承帝命。中国敬天之道如此，岂尔西洋只知为造物主区区祈福求安者所可比拟哉？”[5](p.164)他强调敬天伦理，不在于求福。对比之下，显见康熙帝对天主教教义批判精神不足，应当与他具有认同因素有关。
    康熙帝在禁教以前，是将天主教及其在华传教视为文化问题，是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文化知识而允许其传教，但是教皇的《禁约》，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祖和尊孔，表面上还是文化问题，习俗问题，但是实际上牵涉到清朝的政治制度。清朝以敬天法祖为治国的政治纲领，以以孝治天下为施政方针，教皇的禁约实际上是向清朝的政治纲领、政治方针挑战，康熙帝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儒家的天道观和君主专制政治伦理，当然不允许破坏敬天祖尊孔道的治国方略，所以就以禁教作出回应。让我们回到开始提出的问题，康熙帝是在文化观念上对天主教教义有认同的因素，这不仅是迹象的问题，毋庸讳言，是某种认同。但是认同不同于信仰，二者是两回事。康熙帝在多方面认同佛教教义，却不是佛教徒。他的儒家天道观与天主教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他不会，也不可能信仰天主教，那只是白晋的虚幻之念，也是他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欧洲基督徒宣传之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