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崛起于台海地区的郑成功家族无疑是中国东南海商集团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该家族一度掌控了东西洋海上贸易航路，引起了当时东来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西方殖民势力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占据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不仅长期与郑氏家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商贸往来，而且其天主教会还曾频繁派遣传教士进入郑氏家族控制的福建沿海地区传教。这些西班牙传教士在与郑氏海商集团打交道过程中，留下了不少有关郑氏家族的珍贵记录。本文以17世纪入华传教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1602-1669)、文度辣(Buenaventura ，1610-1691)①于1649-1660年间所撰写的数份稀见书信报告为分析对象，探讨内中有关郑成功家族事迹的记述，以期有助于深化国内学术界对明清易代之际郑成功家族活动的研究。
    一、关于郑氏家族与马尼拉的关系
    目前有关郑氏家族与西班牙所控制的菲律宾马尼拉之间关系的西文资料主要集中在1660年以后时间段，②至于反映早期郑氏家族与马尼拉关系的史料则极为少见。而利安当于1649年8月9日所撰写的一封致菲律宾方济各会省会长的书信中，为我们披露了一些关于当时郑氏家族与马尼拉之间关系的珍贵线索。
    从利安当的这份书信中可知，此次由马尼拉西班牙天主教会派遣入华的一批传教士都是通过搭乘郑氏家族的商船才得以进入福建传教。根据利安当的描述，1649年7月21日，在他和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的带领下，一共有八位分属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登上一艘前来马尼拉贸易的郑氏家族舢板船，离开马尼拉前往福建。经过十二天的航行后，他们一行于1649年8月2日抵达当时郑氏家族的据点--闽南安海。值得注意的是，利安当还在书信中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
    8月2日，我们抵达了该港……上述船长就前去见本地的官员，并交给他一封(马尼拉)副长官所写的有关神父们的介绍信。③
    另一位同行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在1649年10月写于安海的一封书信中谈到当他们一行人抵达安海后，船长立即前去报告负责管理该港的一位郑氏家族官员，并交给他一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致郑氏家族的书信。而据文度辣信中所云，写信者是时任西班牙菲律宾行政副长官Manuel Estacio de Fanega。④
    利安当与文度辣信中所提到的这位负责管理安海港的郑氏家族官员是谁呢?在另一份报告中，利安当曾指出这位郑氏官员是“一官”的一位兄弟，⑤我们都知道，此处所云“一官”即指郑芝龙。也就是说，该官员的身份是郑芝龙的兄弟。结合中西文资料可以推断，这位官员应是郑芝龙的五弟、澄济伯郑芝豹，他在郑芝龙降清后，“独奉母居安平”，⑥长期镇守安海。而上述前往马尼拉载送利安当等传教士前来安海的商船就是归属郑芝豹所有。⑦很显然，这次西班牙传教士由马尼拉直航闽南，是郑氏家族与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建立关系的一次极其重要的试探之旅，而且从西班牙天主教会披露的资料可见，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对此次派遣传教士到郑氏家族所控制的东南区域一事十分重视，作为西班牙在菲律宾的首要殖民长官之一Manuel Estacio de Fanega专门致信给郑氏家族，其用意除了请求郑氏家族能允许并保护天主教传教士在当地传教外，也希望能与郑氏家族建立良好关系，以利开展贸易。而郑氏家族此时也十分重视日渐繁荣的马尼拉这一东西方商业中心，同样希望能与西班牙殖民当局创建稳固的商贸关系。
    基于双方都有着共同的商业利益，因此郑芝豹不仅为传教士开放马尼拉--漳泉传教航线，使得这批西班牙传教士能够顺利抵达闽南安海，进入中国传教，而且也给予利安当等传教士热情的款待。据利安当、文度辣等人记载，接引他们入华的郑氏商船船长无论是在航行过程中还是抵达闽南后，都十分殷勤地照顾他们。而当利安当等人抵达安海后，郑芝豹也对这群从马尼拉航海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给予特别的关照，不仅没有搜查他们的行李，而且还吩咐手下将利安当一行人安排住进当地一所舒适的房子，并按照本地风俗宴请他们，供给他们丰盛的酒食。⑧
    二、关于郑氏家族与澳门的关系
    作为郑氏家族的核心人物，郑芝龙早年曾经漂泊东南亚各地，而他与澳门之间更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⑨利安当的书信中就专门披露了一段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在1649年8月9日所写的致省会长的信件中提到抵达安海后，却在这里与一个澳门葡人家庭不期而遇：
    在安海也住着一位当地主官的一位女儿，她是一位天主教徒，嫁给了一位葡萄牙人，这位葡萄牙人我在澳门就认识并到他家拜访过他。上述官员，也就是她的父亲，此时在鞑靼王统治的北京朝廷。而这里则由一位他的兄弟管理。⑩
    这封信中透露出了有关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珍贵记录。信中提到的当地主官，显然指的是郑芝龙。而从利安当的信中我们得知，郑芝龙还有一位皈依了天主教的女儿。此前学术界依照中文资料只知道郑芝龙生有五子，即使包括郑氏族谱在内资料也都没有提到其女儿的情况，然而，按照利安当的上述记录，可知郑芝龙还有一位女儿，而且是一位天主教徒。实际上，在同时代的一位传教士帕拉福克斯(Juan de Palafox y Mendoza)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位女儿，她是其在日本时所生，并在当地皈依了天主教，后来因为德川幕府禁教事件而逃到澳门。为了将她迎回故乡安海，郑芝龙还因此差点和澳门葡人大动干戈。(11)
    利安当上述1649年8月9日所写信件内容比较简短，只是简单报告了此次入华之行。其后，他在1649年10月15日专门撰写了一份有关此次入华传教的详细报告，在该报告中，利安当再次谈到了郑芝龙与澳门葡人的关系：
    上述官员在澳门有一个女儿，此女嫁给了该城居民曼努埃尔·贝洛的一个儿子。在去北京之前，他将女儿全家及其亲戚从澳门接到了这里。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还曾拜访过他们。他们作为基督徒，曾向他表示并强调如果没有教堂，将无法在这里愉快地生活。他答应他们会建造教堂，并会从那些着麻布教袍、腰缠麻绳，赤脚行走，不收取银两的神父们当中请一位来出任本堂神父，因为他不愿意其他的人来他的家乡。他也曾将这番话讲给黎玉范和耶稣会的聂伯多神父听。(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