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述引文资料，我们可以得知这位与郑氏家族关系密切的澳门葡人家庭是曼努埃尔·贝洛(Manuel Bello)一家，而且他也是利安当在澳门居留时就结识的朋友。1640年5月，菲律宾天主教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的负责人派遣黎玉范与利安当前往罗马呈送礼仪之争文件，他们乘船离开马尼拉，在抵达澳门后，却因没有合适的船可以搭乘他们前往欧洲而被迫困留澳门数月。1640年9月份，澳门葡人得知当时葡萄牙在远东的另一个重要殖民据点马六甲城已被荷兰人团团围困，如果没有及时支援，此要塞很快就会落入荷兰人之手。于是，澳门葡人首领下令派遣一支由两艘船只组成的援军，随带各种补给前往解围。黎玉范决定搭乘此救援船，以便从马六甲转往罗马。但是利安当却认为此举太过冒险，选择继续留在澳门，黎玉范只得独自前往。(13)此后，利安当一直暂居澳门，直到1644年才被迫离开。很显然，利安当就是在这段滞留澳门的日子里结识了贝洛一家人。机缘巧合，此次他们又在安海再次重逢。
    关于上述郑芝龙与澳门贝洛家族关系的情况，当时与利安当一起住居在安海的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不仅证实了利安当的说法，而且还提供了更为详尽的资料，他在1649年10月发自安海的传教报告这样写道：
    改天，贝洛的一个儿子来看望我们。他们父子二人是澳门出生的葡萄牙人。他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娶了一官的一个女儿为妻。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在澳门同一官女儿成婚的事情。她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母亲是日本人，同他父亲一样是基督徒，尽管他父亲后来放弃了信仰。她当时在澳门，其父亲派人去接她。她回答说，她是真正的基督徒，并称基督徒不可以生活在无教堂和神父的地方。他又派人去接她，并传话叫她来，还带一位方济各会传教士来。他不喜欢其他教派，还说给他们起造一座教堂，供养教士及其所有人。
    有了这番承诺，同时也迫于当时澳门城中人们之间发生的巨大分歧以及接下来出现的大饥荒，他们乘船来到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安海城。他们本来想带一位我们教派的教士，但无法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只好自己先来，想之后再派人去澳门或者马尼拉接一位来。就这样他们在这里待了四年。作为一个权宜之计，他派人去接了一位耶稣会神父来办圣事，在他家中好生招待了他两年。(14)
    结合利安当及文度辣的上述书信资料可知，郑芝龙的女儿名叫乌苏拉·德·巴尔卡斯(Ursola de Bargas)，显而易见此为其葡萄牙名字。而其儿女亲家曼努埃尔·贝洛及其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Antonio Rodriguez)都是澳门土生葡人。与郑芝龙女儿一样，他们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郑芝龙女儿答应回到安海居住，条件之一是郑芝龙可以提供教堂和传教士，以便他们能进行正常的宗教信仰生活。而为了将女儿迎归故乡，郑芝龙特意在安海故乡修建了一所教堂，并在暂时无法找到方济各会传教士的前提下，召请了一位耶稣会士前来服务。很显然，这位耶稣会士就是聂伯多(Pierre Canevari)，(15)他是一位意大利籍传教士，长期在福建泉州地区传教，与郑氏家族关系十分密切。
    实际上，这位嫁给澳门葡人、信仰天主教的女儿只是郑芝龙的长女，依据清初满文档案资料记载，郑芝龙在顺治十年(1654)奏报清廷欲接家眷来京的时候曾提到“惟二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嫁，三子郑世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两事完毕，立即启程，派五弟郑芝豹护送嫂侄前来京城”。(16)由此可知乌苏拉·德·巴尔卡斯还有一位妹妹。
    按照上述文度辣书信所记，当利安当一行在安海遇见曼努埃尔·贝洛一家时，这个澳门葡人家庭已经在安海居住了四年之久，因此可以推断曼努埃尔·贝洛一家大约在1645年夏秋时从澳门迁居安海。1646年12月21日，在清军诱降之下，郑芝龙决意投降，“至福州，朝见贝勒……饮三日，夜半，忽拔营起，挟之而北。从者五百人皆别营，不得见……亦不许通家信”。(17)郑芝龙被挟持北上京城后，清政府虽然授予其“精奇尼哈番”，后又加同安侯，但实际上是软禁在京。而据文度辣1650年2月3日写于安海的一封信中披露，曼努埃尔·贝洛曾经陪同郑芝龙前往北京朝廷，他在北京居留两年后返回安海，于1649年11月30日辞世。(18)同样，从这些西班牙方济各会士的书信资料显示，在郑芝龙居留北京期间，他的葡萄牙人女婿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也曾经前往北京探视，并帮助方济各会士传递传教费用，如利安当就记载1652年他在北京收到安东尼·罗德里格斯的50两银钱。(19)1655年，清军大举进攻安海，郑成功“先将安平家资，尽移过金门安顿，毁其居第，堕其镇城”，(20)从方济各会史料来看，在安海被毁后，上述郑芝龙长女可能没有跟随郑成功退居金、厦，而是与其丈夫安东尼·罗德里格斯返回澳门，后者以操持郑氏家族擅长的海上商贸业为生，并与当年在安海结识的方济各会士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例如，1678年，文度辣曾从广州发给安东尼·罗德里格斯一封信件，内中就称呼他为船长，并希望他能继续帮忙传递从菲律宾马尼拉发来的传教补给。(21)
    此外，利安当、文度辣等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中也披露了郑氏家族豢养一支主要由澳门黑人逃奴组成的卫队的情况。在1649年10月15日的传教报告中，利安当首次谈到了郑芝龙拥有一支由澳门黑人组成的卫队：
    上述官员一官一直有一大帮由澳门投靠来的黑人基督徒为其效劳，他们属于他的卫队，是优秀的火枪手。他十分信任他们，让他们充作私人护卫，也驱使他们作战。我们刚一靠岸，他们中的一些人就马上前来探望我们，其中有几位我在澳门就认识。他们随后向我提出要求，希望我或我的同伴留在这里照看他们，因为他们没有神父，尽管有一位名叫聂伯多的耶稣会神父常来这里，但是他的教堂和住院却在离这里有4天路程的一个城市，因此无法照看他们。从四旬斋节到8月份这段时间里，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没有举行临终圣事。他们也向我提到了上面谈到的话：那位官员希望是我们留在他的家乡，而不是其他人。几天以后，曼努埃尔·贝洛和他的儿子安东尼·罗德里格斯，即那位官员女儿的丈夫来看望我们，也谈到了这件事，请求我们当中的某个人能留在这里照顾这群教友们。(22)
    从利安当的上述报告中我们得知，这支郑芝龙的黑人卫队士兵大部分是其从澳门招募来的逃奴，他们都皈依了天主教。有意思的是，另一位方济各会士文度辣也提到了郑芝龙的这支澳门黑人基督徒卫队：
    在安海城内，官员一官手下有一连队的黑人士兵，是他从澳门和其他地方招募来的。他们是基督徒，携有妻子儿女，他们前来看望我们。他们的连长叫路易斯·德·马托斯，是一个非常聪明而理智的黑人，他向我讲述了他们没有神父的苦衷。尽管有一位耶稣会神父经常来这里，但他每年只来一次，因为他有3个城市和4个镇子要巡视。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将是对天主最大的侍奉。已经有5位基督徒去世，而那位神父已有半年没有来过，基督徒们对他能否很快来这里并不抱希望。我们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高高兴兴地离去了。(23)
    实际上，郑氏家族一直与澳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明末起不少该家族成员都曾前往澳门谋生，近年来所发现的一本郑氏族谱中就提到仅葬于澳门的郑氏家族成员就有22位之多。(24)而西班牙方济各传教士上述有关郑氏家族澳门葡人亲属及黑人卫队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考察郑氏家族与澳门葡人之间关系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