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康熙帝招揽西士之风何以中断
    康熙帝热衷西学的精神为什么没有成为家法传承下来？乾隆帝自称处处学习他的祖父，为什么没有学习西洋科学知识的热情，尽管在青少年时期奉乃父雍正帝之命，跟从康熙帝第十六子庄亲王允禄学习算术，要讲学习西学的条件，比康熙帝初学时期要好得多，可是他为什么没有那种热情，不像康熙帝那样招募西方科技人才？为此需要了解康熙帝个人的特点以及与天主教关系的变化。我想到了五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康熙帝初政的特殊需要--历法之争，学习有偶然性，并有强烈的政治性。康熙帝在历法之争中，为掌握裁决的主动权开始学习西学，如同他后来对皇子所述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与西洋人不睦，互相参劾，几至大辟。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众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8]一部科学的历法，是以农为本的国策所需要的，因为它关乎农时与农产量。历法又关乎对天的认识，关乎理解天人之际--天人关系。所以，解决历法之争是政治需要，是政治行为，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的事情。
    第二，康熙帝学习目的中含有较重的虚荣心，为显示自身的博学，让臣工欣羡，并以此表明胜过汉人臣子的学问，是作为满人皇帝在汉人面前文化自卑的异常心态的反映，这就是马国贤说康熙帝被臣下“奉承的狂喜”，“康熙帝确实是一个知识广博的人，他相信他的国家的所有夸张的赞美，还带有一点孩子气的虚荣心”[5](p.56)。吴伯娅指出康熙帝炫耀西学知识，是要当科学问题上的最高“裁判官”，是有意“显示出渊博的学问。为此，康熙经常在臣僚面前炫耀自己，并以捉弄汉臣为乐”[2](绪论p.16)。
    第三，康熙帝的学习西学，仅仅在于技术工艺，不学西方哲学及其方法论，不涉及西方社会制度。据白晋的记载，康熙帝在接受了传教士们传授的西方天文学、几何学知识之后，指定白晋、张诚编写哲学书籍，康熙帝只是粗略浏览逻辑篇，因生病，改研讨医学[3](p.228)。病好之后，为什么不再学习西方哲学？看来他是固守中国本位世界观、宇宙观，丝毫不触动、不离开儒家传统，所以对西洋哲学不感兴趣。现代学者多认为康熙帝对西学，是重物品，斥观念，陈捷先说：“康熙虽然对西洋科学很倾心，对西洋物品很爱好；但他毕竟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不能背离中国儒家传统的。”[9](p.43)又说，康熙帝“以实用为主，所以对文化器物层面的兴趣为高，没有更深一层的向制度、行为、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层推动……康熙时代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更谈不上结出成功的果实来了”[9](p.214)。刘潞认为康熙帝强调西方科技的工具价值，摒弃与中国学术不合的文化内涵。表明康熙帝的学习西学有很大局限性，就是对西方科技文明，康熙帝也是有所保留的，他还是西学中源论的提倡者。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锡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皆主西学中源之说，康熙帝在《三角形推算法论》中说：“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制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支疏密，非有他术也。”著名的历算学家梅文鼎乃大肆申述康熙帝之说②。康熙帝对西方科学态度的重器物、斥观念，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个多世纪后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的主张，渊源应当在康熙帝那里。由此可见，历古相传的中国文化中心论是中国人的沉重的思想负担，成为全面理解西方文化的障碍，有碍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第四，康熙帝的对天主教及其传教士的政策，在臣民中对他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康熙帝允许公开传教，批准在北京建立教堂，优待传教士，为具有强烈的传统观念臣民所不能接受，雍正帝因而说康熙帝威望下降：“在朕的先父皇时期，各地才到处造起了教堂，你们(指传教士)的宗教才迅速地传播开来。”“父皇糊涂了，他只听了你们的话，其他人的话都听不进了。”“朕的先父皇迁就了你们，他在文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就降低了许多。我们圣人们留下的规矩是丝毫不能更改的。”[10](p.106)这是康熙帝后人不能像他那样热衷西学的一个原因。
    第五，罗马教廷的错误传教政策导致清朝皇帝禁教，影响对西学的吸收。16、17世纪，传教士是西学的主要传播者，他们采取适合中国国情、民情的传教方式。18世纪初，罗马教廷强令改变传教方式，不尊重中国国情民情，迫使康熙帝和他的继承人雍正帝采取禁教政策，从而影响西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作为个人来讲，康熙帝真正了不起，为治理国家而认真学习西方科技，又是那样刻苦钻研，学用一致，颇有成就，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心论妨碍了他深入到社会制度理念的层面，学习内容的片面性、偶然性、政治性，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难以为继。
    注释：
    ①此文为2011年11月15日至18日，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两岸故宫第三届学术研讨会”(“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论文。
    ②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19卷)，康熙五十三年内府刻本；参阅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第431～433页；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第198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
    原文参考文献：
    [1]刘潞.康熙皇帝与西洋科学[A].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清史镜鉴(第一辑)[Z].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2]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3][法]白晋著，马绪祥译，康熙帝传[M].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Z].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宋荦.西陂类稿(卷二十六)[M].四库全书本
    [7]龙氏六续家谱·卷首下(零陵)[Z].民国十年刻本.
    [8]康熙帝.庭训格言(雍正帝整理)[Z].四库全书本.
    [9]陈捷先.康熙写真[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
    [10]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