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明江南刊刻的琴谱
    明嘉靖以来，城市经济繁荣，印刷出版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自唐以来古琴音乐所使用的减字谱，在王公贵族的带领下不断地刊印成册，促进了琴乐的传播与发展，也推动了琴学流派的兴盛。这些琴谱中不仅有琴曲、琴歌，还有琴论、琴制、指法、演奏技巧等文献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及明以前琴乐、琴学思想等的变化发展提供直接的例证。琴谱的编辑体例、所辑曲目等也对清代以后的琴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宁献王朱权编辑《神奇秘谱》，开创了古琴谱刊印的先例。但琴谱的刊印在明前期还没有成为风气，直到正德年间的100年间，总共只编印了7种：
    洪熙元年(1425年)朱权《神奇秘谱》，这是第一部琴谱；
    景泰元年(1450年)袁君哲编《太古遗音》；
    天顺元年(1457年)嫩仙撰《五声琴谱》；
    弘治四年前(1491年前)龚经编释《浙音释字琴谱》；
    正德六年(1511年)谢琳编撰《太古遗音》；
    正德十年(1515年)黄士达《太古遗音》；
    正德十三年(1518年)《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传抄琴书二册》，作者不详。
    但进入嘉靖以后，琴谱的刊印出版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变得相当活跃。这里根据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将现存的嘉靖以后刊印出版的琴谱列示如下：
    嘉靖十年(1530年)黄献(黄龙山)辑《新刊发明琴谱》；
    嘉靖十八年(1539年)徽王朱厚爝刊《风宣玄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黄献辑《梧岗琴谱》；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汪芝编《西麓堂琴统》；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顾挹江辑《步虚仙琴谱》；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肖鸾编《杏庄太音补遗》；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肖鸾编《杏庄太音续谱》；
    嘉靖四十年(1561年)杨嘉森《琴谱正传》；
    嘉靖四十年(1561年)李仁《太音传习》；
    万历七年(1579年)明藩王朱埕《五音琴谱》；
    万历十三年(1585年)杨表正《重修真传琴谱》；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卢五臣、李齐芳《太古释音琴谱》；
    万历十七年(1589年)张进朝《玉梧琴谱》；
    万历十八年(1590年)蒋克谦《琴书大全》；
    万历二十年(1592年)张德新《三教同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胡文焕《文会堂琴谱》；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徐时祺《绿绮新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屠龙撰《琴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项元汴《琴录》；
    万历三十年(1602年)郝宁、王定安、严澂编《藏春坞琴谱》；
    万历三十七年前(1609年前)扬抡《太古遗音》《伯牙心法》；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杨抡《琴谱合璧》；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孙丕显《琴适》；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张右衮《太古正音琴谱》；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严澂编《松弦馆琴谱》；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夏树芳《琴苑》；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张廷玉《理性元雅》；
    泰昌元年(1620年)明崇昭王妃钟氏《思齐堂琴谱》；
    天启三年(1623年)汪善吾《乐仙琴谱》；
    天启五年(1625年)陈大斌《太音希声》；
    天启七年(1627年)卫泳《琴旨》；
    崇祯七年(1634年)明潞王朱常淓《古音正宗》；
    崇祯十一年(1638年)尹尔韬《徽言秘旨》；
    明代(年代不详)张一亨《义轩琴经》；
    明代(年代不详)陶鸿奎《陶氏琴谱》。(40)
    许健因此说：“从嘉靖末年开始，平均每三、四年就有一部新的琴谱专集问世。”(41)是客观实际的说法。晚明江南地区琴谱刊印的数量明显增多，其中不乏对后世影响深远之作，如蒋克谦《琴书大全》、严澂《松弦馆琴谱》、杨抡《太古遗音》等。大量琴谱的刊行，对古琴曲的保留与传承创造了良好条件，丰富了古琴音乐的传播途径，使人们不仅在面授中学习到古琴曲，而且有实实在在的谱本依据，有利于加快古琴的传播速度，使得识琴、能琴的人越来越多，进而创作琴曲的数量也就越大。对进一步促进明代琴乐(琴曲的创作、琴人的培养、琴派的繁荣)发展有重要的意义。琴谱刊印数量的多少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古琴的发展程度和琴界的活跃程度，因此，明后期的江南是明代古琴艺术发展的最兴盛时期和地区。
    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收录明代琴曲223首与明代以前琴曲的总数234首相当，可见其繁盛程度，特别是晚明时代的作品数量相当高。原本考虑对这些琴曲的创作年代、创作地域做一统计，虽然可能琴曲的具体创作年代、创作地域无法考证，但也可以从琴谱刊印的角度来加以观照。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文无法再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