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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与江南城镇格局演变(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戴鞍钢 参加讨论

1861年12月,太平军一度攻占宁波。据英国议会文件和怡和洋行档案的记载:“叛军(诬指太平军——引者)打算在这个港口建立一个海关,据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计划之一,构成了他们占领宁波的预定计划”;“他们进入宁波后,几乎没有施以什么暴行,丝毫没有侵扰城内的外国人居住区,并且还做了其他一些证明他们愿意与我们和平相处的表示”;“他们已建立海关,对过往的一切货物征收小额的税”(20)。但“钱庄和商人都已离开宁波,不是去上海与舟山,就是逃到乡下”(21)。其间,一些商贸交易移至舟山进行,1862年1月英国驻甬领事称:“当叛军逼近之际,许多有声望的宁波人逃到了那个岛屿上。定海港近来经常有外国船舰和轮船在此进出,因而有相当数额的贸易在该岛的市区成交。”(22)时至战后,“宁波殷户皆在上海,逃难未回”⑩。浙江乍浦港原有一些宁波商人经营对日贸易,他们经海路运去青田石刻等工艺品,换回日本的海产品等货物。自江南战起,各地商人多迁往上海,这些宁波商人也将对日贸易移至上海,有的在上海设立行号,称之为“东洋庄”,有的还在日本设立了“办庄”(24)。
    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城市的这种地位以后愈益巩固,不仅江浙地区邻近府县,就是苏州本地的商业活动也被纳入上海港内外贸易的直接辐射圈内。苏州城内,“泰西各商均未开行,但恐洋商终不愿来此贸易,以上海各货俱全,本地商人在申购办甚便,洋商之货来此有何益耶?”机器缫丝厂开办后,“几乎全部产品运往上海”。所以当甲午战后苏、杭也被辟为通商口岸时,并未出现外商纷往的景象。外商的这种取向,再次映衬出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城市的稳固地位,并为海关统计资料所印证。1911年,苏州“洋货由外洋径运进口及由通商口岸运来者,由外洋径入之货自属微细,由通商口岸运入之货其价约增关平银五十余万两,来自上海几占全数”(25)
    20世纪初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以作为衡量近代城市的几个要素,如资本主义工商业,近代市政设施和管理,新式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等,在这里都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上海已从一个旧式县城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城市,1910年人口已从开埠初期的27万增至128万余人(26)。无论城市规模还是人口总数,都是苏州不能望其项背的(27)。 
    
    近代江南,继上海、宁波开埠后,又有镇江、苏州、杭州和南京先后开埠,对外通商。
    镇江,扼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会的要冲,是江南经长江和京杭大运河通往苏北地区乃至长江以北更广大地区的主要中转地。这里也是长江沿线各地商船循长江、运河赴苏州的必经要道,“系苏州门户”(28)。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镇江和九江、汉口等被辟为通商口岸。其“城周九里,临大江与运河会合之口,为南北通津。1858年,《天津条约》开为商埠,商场在城西银台山下。银台山下沿江一带,1860年划为英国租界”(29)。
    自辟为商埠,“大量的布匹、糖和金属系由轮船运往镇江在那里分运,因为镇江具有通往南北水路以及长江河流的有利条件”(30)。1890年镇江海关资料载:其“外洋贸易进口洋货,并非由外洋径行来镇,均由上海转运而来,与沿海之贸易相似”;其“出口土货,亦非由本口径行运往外洋,如金针菜、药材、丝、鸡毛、鸭毛等类,由上海转运者居多”(31)。
    1896年英国驻沪领事指出,经由镇江转运的进口货销售区域,是地处长江和黄河之间的广大地区。镇江的海关统计资料亦显示,“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32)。1900年《江南商务报》亦载:“凡由镇江购运洋货之处,以江北及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水路近便者居多,镇江为该水路之总口,水路指运河而言,可通江北、山东等处,若往安徽、河南两省,则清江浦过洪泽湖及淮河一带均属一水可达。”(33)
    经由镇江的中转,长江三角洲苏北地区的扬州、江都等地与上海的航运网络沟通。“江都为鱼米之乡,轮船、火车通行,贩运沪上,而本地之水产入市者转日见少且贵”。1899年,“扬州钱铺殷实可靠者不过数家,市上现银时虑不敷周转,全赖上海、镇江、汉口等处通融挹注”。扬州城内蛋品加工厂的产品,亦都装运上海出口(34)。镇江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因此格外重要。自1858年开埠通商后,成为中外轮船经停的要口,据1891年镇江海关资料载:“轮船进口之次数、吨数皆比去年加增。本年计1186次,计1266000余吨;上年计1165次,计1153000余吨;本年计多21次,计多112000余吨。”“查本年旅客往来本口者,洋人来者计200余人,往者计100余人。华人来者计73000余人,往者计60500余人。”(35)
    一些可靠泊长江大、中型轮船的栈桥码头陆续在镇江兴建。1900年,上海鸿安轮船公司在镇江设置了轮船码头,趸船名“平安号”。同年,德商美最时公司和英商华昌轮船公司分别在运河入江口门东西两边建造码头,置泊趸船。1901年,日商大阪公司的趸船码头设在运河小闸之东。此外,美孚、亚细亚等煤油公司也在镇江建造了专用码头。
    随着镇江小轮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沿江一带还设立了不少小轮码头,停靠内河和长江区间各航线的小轮船。如丰和小轮公司、顺昌和记轮局、戴生昌轮船局、泰昌轮船局、华通小轮公司、天泰轮船局等,均先后在镇江设置了自己的小轮码头。1910年,在镇江考察的美国商人称,镇江的“所有产品好像都被上海商人买走,这个城市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要造成直接贸易的唯一办法,似乎是要求我们的商人需有代理人在这个地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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