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和杭州，素为江南名城和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甲午战争后的中日《马关条约》，将它们和重庆、沙市等增辟为通商口岸。但是，以欧美商人为主体的在沪外商，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并不热衷去新开埠的这两个城市拓展业务。英国驻沪领事哲美森，在其《1895年度上海贸易和商业报告》中认为，苏杭两地的开埠，“无疑将对上海的贸易产生很大的刺激，到现在为止，这些城市都是从上海获得供货的，而且仍将如此”。同时他又断言：“在外商方面，不见得会出现任何涌往那里去开设分行的情形。经验表明中国人在所有港口之间的贸易经营上，都能比英国人干得更便宜些，因而我们对此已不再进行竞争，甚至也不再为此而埋怨。”(37)
    1897年，中日签订《苏州日本租界章程》，辟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旸地，西起商务公司，东至水绿泾岸，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为日本租界(38)。时至1906年，苏州日租界的商务仍无起色，当时在苏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目睹，其虽设立多年，“然其规模仍是可怜至极，虽道路纵横，然我国之建筑仅数十，惟占据中国街之一侧及河岸道路之一侧而已，且极其粗恶”(39)。苏州的开埠，并未改变它与上海在江南城市体系中的地位。沿途城镇的经济生活也得益于苏沪间的这种经济联系，“苏省昆山、新阳两县境为自苏至沪必由之道，向来商业本甚繁盛，自内河创行小轮，苏沪商旅往来尤便，贸易亦日有起色”。“苏州府属吴江、震泽两县同城，东南平望镇，东通梨里、芦墟、金泽等镇，南连盛泽镇，西至梅堰、双阳、震泽六镇，北界县城暨同里、八斥两镇，其余乡村小集，均有朝发夕至之便。自苏省以达嘉、湖，必由此路，是以商业繁盛，甲于诸镇。所有货物，以丝绸、纱布、米、油为大宗。近来内河小轮盛行，客商往还日多”(40)。1906年苏州商会档案称：“查苏州商市行情涨落，大致悉依上海市价为准，苏沪商业一气联络。《新闻日报》《申报》各载省商务类志一项，所有商货行情随时涨落，立即登报，朝发夕至。近今宁沪铁路火车开行，尤为捷速，是以一切市面与沪市不相上下。至于货产进出，均以沪地转运。”(41)。
    距上海稍远的杭州，虽地处钱塘江口，但受涌潮涨落及泥沙淤积的阻碍，近海、远洋船只无法驶入，原先与外地的经济交往主要借助内河经苏州周转。自上海开埠及江南经济中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杭州连同杭嘉湖地区其他城镇的进出商品，大多直接纳入上海港内河航运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即使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由于太平天国在辖区内允许丝货贩运，大量的出口丝仍被吸纳到上海成交，“自浙江以达上海，帆樯林立，来去自如”(42)。它们多循大运河至江浙接壤的平望镇转道芦墟镇，经青浦县金泽镇、西岑镇、练塘镇入黄浦江抵沪。1861年英国人呤利携银4万两至平望镇收购生丝，返程时在芦墟镇目击为数很多满载货物的“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43)。
    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同样没有动摇上海作为江南经济中心的地位。杭州开埠后，“只有两个国家——英国和日本——派遣领事到杭州”(44)。沪杭两地的经济联系依旧频繁密切，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45)。折返时运回各类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46)。
    这种经由内河航运沟通的经济纽带是坚韧的，即使发生歹船拦劫如1906年“有匪船数十只在沪杭往来孔道，将中外轮船围攻拦劫，毙伤多命”(47)，事后仍续行船。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时也未中断，只是相应“改变了它的长久的贸易路线，即原来用平底船从北浙运到上海，而现在则改用汽船经苏州运往上海”(48)。1906年在杭州游历的日本人宇野哲人，记述了杭州日租界的萧条：“拱宸桥在杭州城北约二里处，往上海往苏州之汽船在此发着。中国街之次，有各国租界；再次，河之下游有我国专管之租界”；其中“仅有大东公司之职员宿舍及仓库、邮电局、警察署寂寞无邻，立于原野之中。原野中有供在杭日本人游乐之网球场，而道路尚未开通，有时甚至在我租界内可捕得野鸡”。他感叹：“我租界之位置，虽较苏州为便，然其寂寞凋零一如苏州。”(49)直到1931年的杭州海关报告仍称：“据目前所知，杭州商人还没有建立起直接与国外通商的网络，这就是说，在海关报告中，几乎没有直接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所有到达这一口岸的商品，按规定首先要进口到上海，取得免重征执照后再船运到杭州。”(50)南京的开埠，颇显曲折。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南京为通商口岸，称：“将广东之琼州、潮州，福建之台湾、淡水，山东之登州，江南之江宁六口，与通商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准令通市无异。”但当时南京为太平军占领，开埠之事落空。太平天国失败后，列强重提此事，但无实际进展。曾是江南重镇的南京，自经历太平天国战事，时隔30余年，“元气至今(时为光绪二十一年即1895年——引者)未复，民生萧索，城市空旷，毫无振兴之机”。在沪宁铁路通车前，贸易活动相当冷落，与上海的经贸往来亦主要通过镇江的中介(51)。此后，南京的商贸业也难有振作。1897年从安庆去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陈独秀，对他眼中的南京城曾有生动的描述：“我坐在驴子背上，一路幻想着南京城内的房屋街市不知如何繁华美丽，又幻想着上海的城门更不知如何的高大，因为曾听人说上海比南京还要热闹多少倍。进城一看，我失望了。城北几条大街道之平阔，诚然比起安庆来在天上，然而房屋却和安庆一样的矮小破烂，城北一带的荒凉也和安庆是弟兄。南京所有的特色，只是一个‘大’。可是房屋虽然破烂，好像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城厢内外唯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52)
    1898年，列强再次要求南京开埠。次年4月1日，南京对外开埠通商，修改后的长江通商章程规定“凡有约国之商船，准在后列之通商各口往来贸易，即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同年5月1日，位于下关江畔的金陵海关设立，故通常又称南京开埠为“下关开埠”(53)。但南京的城市经济并无明显起色，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1899年来到南京，目睹“马路两侧亦稀有人家，田畴竹树犬牙交错，若行于村落之间”(54)。1903年，美国人盖洛坐船从上海去南京，惊讶地看到南京“城内的大片空地足以生产充裕的粮食”(55)。在1910年抵达南京考察的美国商人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政治城市，贸易是非常不受重视的，要使他们打破习俗得费许多口舌。这个城市里除了蚕丝业外没有机器制造工业。”(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