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情报”其实就是information，并不仅限于敌对双方互相需要刺探的机密情报。异国情报是国家处理对外事务的知识基础，也是构成不同国家国民之间相互认知及彼此影响的情感的因素。在传统的东亚诸国之间，每逢国际格局急剧变动的特殊时期，就会上演纵横捭阖的情报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世界。本文拟综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在清朝入关前后这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急剧变化的特殊时期，颇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相互搜集情报的大致情况。
    清朝入关前的对日情报搜集--以朝鲜的“倭情”咨报为中心
    天聪元年(仁祖五年、宽永四年、1627)正月皇太极率后金军队进入朝鲜，即朝鲜所谓“丁卯虏乱”发生，后金迫使朝鲜同其“约为兄弟之国”①，打破了东亚的地缘政治平衡。与之相应，诸国之间的情报搜集渐趋活跃。清初朝鲜君臣虽然表面上岁岁遣使前往北京，但很大程度上是以外交使节的合法身份作掩护，收集清朝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报，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华夷秩序调整之变局②；而日本当局则通过询问来长崎贸易的华人商船船员，来获取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以“风说书”的形式呈报江户③。截至目前，较之日本和朝鲜的对华情报搜集，学界对于清朝入关前后的对外情报搜集情况，或由于文献相对缺乏，较少涉及④。兹以朝鲜史料为主，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朝鲜之因应。
    朝鲜虽于仁祖五年(1627)被迫与清缔交，但是并未立即与明朝断交。恰恰相反，仁祖八年(1630)，朝鲜派郑斗源任陈慰使经海路出使明朝，无疑有向日薄西山的明朝输诚之意，并解释与清缔交之缘由经纬。而后金于崇祯九年(1636)四月，变更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同年十一月乙丑(二十五日)冬至决定进军朝鲜，不久兵临汉城。朝鲜君臣虽曾试图负固于南汉山城，然不久即势屈力穷，被迫于次年正月在汉江东岸三田渡与清缔结城下之盟，从此正式与明断绝关系，而与清建立宗藩关系。同时清朝允许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⑤，默许朝日两国之间保持睦邻外交。
    另一方面，自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以来，朝日关系曾一度濒于断绝。江户幕府建立之后，日本主动寻求恢复两国邦交，在对马岛主宗义智的斡旋下，经历数度交涉，于万历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庆长十九年、1609)，达成所谓“万历已酉约条”，日朝两国重新缔交⑥。根据约条，朝鲜对于日本使节设置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规定无论是日本所遣国王使，还是对马岛所遣特使抑或受职人(差倭)，抵达朝鲜后只能入住釜山“倭馆”，就地展开对朝交涉，而对马岛则凭借该约条取得了日本对朝交涉事务方面的独占地位。然而好景不长，宽永十年(崇祯六年、天聪七年、仁祖十一年、1633)，对马岛主宗义成与其家老柳川调兴发生矛盾，后者遂向幕府老中告发对马改窜国书之事。此事虽于宽永十二年(1635)得到解决，但迫使宗义成向幕府主动请求轮番派遣五山僧人至对马以酊庵，监管与朝鲜文书往来之事⑦。宣告五山僧人与对马藩儒共掌对朝交涉的时代揭开序幕。
    此种对外关系格局，使得朝鲜在清朝、日本对外情报搜集中处于特殊地位。日本需要通过设置于朝鲜釜山的倭馆来打探清朝的情况，而通过倭馆向清朝通报所谓“倭情”，也是朝鲜作为清朝朝贡国的义务之一。日本自17世纪30年代以后确立了所谓“锁国”体制，禁止普通国民私人海外航渡，因此釜山倭馆的对华情报搜集职能更为凸显。凡清朝与朝鲜之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日本莫不高度关切，例如丁卯虏乱发生后的崇祯二年(1629)，对马使节“正官玄方、副官平智广等，持书契出来，决欲上京亲达所事”，理由是“关白视贵国如兄弟，闻贵国被衂于山戎，欲发兵相援”⑧。又如朝鲜与清朝在三田渡订立城下之盟的同年五月，“差倭藤智绳，伴从三人，以酋贼讨平致贺事，持书契出来，以乡官接待”⑨。另一方面，朝鲜凭借与日本之间的交邻关系，往往将日本发生的重大事件，转咨清朝。其中尤为典型者，是朝鲜将日本发生的“岛原之乱”，事无巨细地报告给了清朝⑩。其中一则关键的咨文，不仅见存于朝鲜史籍《同文汇考》之中，其原件至今仍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11)。关于岛原之乱的咨报过程，松浦章先生已经有详尽研究，无烦赘述。可见清朝早在入关之前，对于僻处海东的日本之动向，已经表现出高度关切。
    据松浦章先生所提供的线索，笔者仔细搜检《清实录》，发现岛原之乱被镇压后不久，朝鲜所遣使臣即将当时日本的情形以咨文形式呈兵部。(12)其中对于对马岛外交执掌及其与朝鲜的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与对马岛主宗义成发生矛盾的柳川调兴，以及幕府派往对马岛以酊庵监管外交文翰的五山僧人麟书堂(日本史籍多作璘西堂)都粉墨登场。并且咨文交代了当年(1639)对马使节平智连、藤智绳遣使至朝鲜的目的，是要与朝鲜重建对马岛外交人事格局变动(即指五山僧璘西堂进驻对马，而对马旧臣柳川调兴等二人被流放)以后一度断绝的贸易关系，朝鲜君臣则以柳川调兴遭贬谪为由，而拟不允对马使臣之请。这些内容实际上均涉及江户时代初期日本幕藩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大事，即所谓“柳川一件”，以此为契机幕府加强了对对马藩的监管，完善了对朝外交体制。只是咨文在表述上较委婉，如称“(大君)今春始瘳，山猎船游，与前无异。岛主辄得陪侍，连被恩赏”。对于宗义成当时被家臣所告发的尴尬处境轻描淡写，而兴词告主的柳州调兴最终被“流配远方”。对于此事，皇太极似较为重视，并告诫朝鲜国王曰：“详阅日本情形，语言虽无大戾，似亦有要挟之意。然朝鲜与日本谊属邻邦，著国王可斟酌行之，勿听群小之言。”(13)从此事可见清朝在入关之前，对于日本染指朝鲜半岛之野心，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
    除此之外，《清实录》中还保留有朝鲜使臣向清朝通报通信使派遣情况的记载，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十九崇德七年(1642)三月戊戌(29日)所记较详。此次朝鲜呈送清朝兵部的咨文，是关于宽永十九年(1642)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光因中年得子(即德川家纲)而要求朝鲜派遣使臣的始末。(14)咨文中提及德川幕府态度傲慢，公然要求朝鲜当局提供“国王殿下亲笔一纸，及诸臣赞诵诗篇，以为万世流传之宝”，并且需索“大藏佛经”以及“大钟、香炉、烛台、花瓶等器”，以装点日光山新建而成的德川家康“社堂”。朝鲜当局稍示为难，日本“倭差”就“多张恐吓之语”。对于此事，皇太极不久就给予答复：“详倭国之言，虽无大恶，实有欺压朝鲜之意，既修邻好，王当量其可否而行，勿为众挠。”(15)而据《同文汇考》所记，朝鲜使臣于次年(1643)派出通信使团前的三月初一，再次咨呈清朝兵部，要求转奏皇帝，而皇太极于次日(3月2日)即给予批复曰：“遣使致贺，固交邻之道，然详察情形，尤为紧要。”(16)朝鲜在通信使正使尹顺之于当年(1643)十月二十九日到泊釜山后，即向清朝咨报使团一行所见日本情形，十二月二十二日即达清朝兵部，咨文中称日本凡干应待之理，岛主“语言矜肆，气色张大”，言日本“民物殷盛，加于前所闻，大板、江户等地，城池壮固，闾阎栉比，室屋华丽，寺观相望，金碧照耀”(17)，内容十分详细。